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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年5月，最澄19岁时，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成为大僧（正式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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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三个月之后，最澄登上比叡山，开始严酷的山林修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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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于近江国的渡来氏族的家庭，少年时代成为国分寺著名僧人的弟子，14岁剃度，19岁受戒，这个经历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受戒之后，最澄应该受到了南都僧人集团或地方上大寺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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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像（原载《艺术新潮》1974年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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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澄受戒三个月之后，突然间决意在比叡山开始修行生活，并践行了这个愿望。此后，直至797年被任命为宫中的内供奉一职的11年间，他都深居在比叡山过着修学和修行的生活。他为什么要深居山中度过修学、修行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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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题为《愿文》的短文记述了最澄进入比叡山度过修行生活的心境和决心。文章的前半部分感叹人世间的无常，紧接着是劝诫僧人不应怠惰和安逸的文字，此后，内容一变，转向强烈的自省，发了五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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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反省开始的后半部分的内容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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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我是愚人中间最愚蠢的人，是微不足道的最坏的人。违背佛教的教义，违反国家的法律，既不孝，也不注重礼。在这里，我带着迷狂之心，立下五个誓愿。决心毫不退缩，不为任何事物所约束地向前进，以实现至高无上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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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不达到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清净的地步，我绝不下山，融入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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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获得脱离迷妄、看透真理之心，绝不投身于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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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不达到遵从戒律、直面生活的地步，绝不参与到由施主施舍的法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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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不达到悟道的境地，绝不从事俗世的工作。如果感觉变得清净了，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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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努力做到将在这个世界上积攒的功德不仅有利于自己，还要惠及他人，让所有的人都达到悟道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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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心一意想要得到的，不是自己一人享受在解脱的境地获得的安乐，而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达到相同的境地，享受到相同的安乐。如果此愿得以实现，六根清净、得五种神通力的话，我也不会满足于自己进入悟道的境地，不会执着于任何事物。我愿在涉及所有生命的菩萨四个誓愿的引导下，走向广阔的世界，弘扬佛的教义，带领人们进入悟道的境地，为佛法的实行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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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最澄》，第28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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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青春的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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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最澄的誓愿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极力纠正此前自己的“极愚”（毫无学问可言）和“极顽”（极其缺乏修行）之处，从现在起，回心转意，深居山中，勤奋修学、修行，无论如何也要达到悟道的境地；二是如能达到悟道的境地，不是自己独自享受这个成果，而是要普惠众人，将众人引向无比幸福的觉悟之境地。从我们现在的佛教观乃至宗教观来看，这两个誓愿非常符合佛僧的想法，是极其正当的誓愿。不过，自佛教传入日本二百多年来，我们很难看到如此明确的表达，即将专心致力于弘扬佛法和救济众生作为一个佛僧自觉的决心，并付诸实践。此前的佛教只是作为通行于世俗世界的一种宗教。它使得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不得不在崇佛还是排佛方面做出选择，使得佛寺、佛像呈现出庄严、美丽。它能够治病、减轻人们的苦痛，能够让人们一字一句地正确抄写用汉语记述的语言，能够守护国家的安宁，能够成为保证具有高深知识的人出人头地的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场合下，佛教都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把佛教看作超越世俗的真正的生存之道，换句话说，把佛教看作通过严格的修学和修行，能够达到至高无上、至纯无瑕境地的教义或理论，在那时才终于成为可能。最澄和空海生活的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明确出现了应该通过修学和修行这种主体性活动参与佛教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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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在近江的国分寺剃度之后，成为僧人，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后成为大僧，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近江和奈良。不是没有停留，而是无法停留。在近江或奈良，他难道不能够度过修学和修行的每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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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认为在那里无法修学和修行，所以他去了比叡山。而且，他发誓说，直至六根清净之前，绝不下山与世俗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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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僧人还是俗人，佛教教导人们不要为欲念、情欲所驱使，要追求清净的生活。对于僧人，佛教尤其强调这一点。人会有困扰、搅乱、迷惑身心的欲望、情感、爱憎，这些总称为烦恼。尤其对僧人来说，从烦恼中解放出来是最大的目标。尽管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各式各样的烦恼所包围，要想从烦恼中解放出来，离开俗世是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僧人居住的寺院建造在与俗世多少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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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佛教传入日本之初，就与权力紧密结合，与世俗的利益密切相关。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佛教及僧界和俗界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强，两者之间很难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表面上看，佛法与世俗的权力和权威泾渭分明，是以确立独立的精神世界和超越眼前的利益为崇高理想的，但实际上佛法主动地与权力、权威相结合，根本不会以服从于世俗的利害关系为耻，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僧人团体的状况，是当时日本佛教界的实情。作为政府主导的大工程，僧人们在地方上修建了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奈良则修建了东大寺。此外，皇族以及有权势的豪族率先推行抄经的工作等，积极地向佛教靠拢。其结果就是佛教界的势力急剧扩大，寺院、僧人团体被赋予了各式各样的特权和特殊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大的势力，滥用这些特权和特殊利益的倾向也的确在佛教界内部扩展开来。禅师道镜与女帝孝谦相勾结，成为法王和太政大臣，滥用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佛教世俗化以及佛教走向颓废的最极端的例子。从奈良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光仁天皇、桓武天皇屡次采取了整顿僧尼之纲纪以及没收寺院之财产的行动，这如实地向人们展示出，佛教势力的扩大和专横对政治权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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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最澄下决心闭居在比叡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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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进入比叡山修行一事，是最澄面对自我，为了寻找自我生存的价值而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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