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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行为都很重要的话，那么，能够往生的人就变得很少，而无法往生的人变得很多。于是，阿弥陀如来在很早之前，即他还在为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就考虑以广大的慈悲心拯救千万民众，他没有将造像和建塔等作为往生的最主要行为，而是仅将称名念佛作为最主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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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法然 一遍》，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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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法然的思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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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者提出了“称名念佛”，并将它当作佛法上唯一至关重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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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信在《往生要集》中也强调了念佛的重要性，法然在这里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尖锐化了。对源信来说，正如“念佛”一词所显示的那样，就是“念诵佛”。他十分重视念诵的方式，即在脑海里浮现阿弥陀佛的相好。为了往生于极乐世界，人们要在脑海里浮现出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还要浮现出极乐净土的雄伟壮丽的景象。这是《往生要集》中叙述的情况。为了给人们以观相行为进行的念佛提供帮助，《往生要集》非常详细具体地描述了阿弥陀佛的相好和极乐世界的景象。它的描述将净土思想与形象的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人们创造无数的艺术品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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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将称名念佛置于佛法的中心位置，与源信的观相念佛分道扬镳。法然思想的核心是，只需要诵念佛的名号——口中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唯有这一点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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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然思想的最深处有这样一种深切的渴望：所有的人必须得到救济。在污浊的末世，人们无法获得救济。人们在痛苦中挣扎，生活在不幸之中。这种情况绝对不容忽视。人们必须得到救济。当下，佛的慈悲必须遍及所有人，必须将所有人都引导至净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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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种深切的想法，法然的脑海里浮现出易行的称名念佛的思想。人们只要口中说出“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于极乐世界——对法然来说，唯有这个想法才能够解决千万民众的救济的问题。这是其佛法思想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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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极为单纯，是非常崭新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直至去世时，法然都一直贯彻着这种思想。他花费了一生的经历去深化并广泛传播这种思想。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坚定执着的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一点上，即除了称名念佛之外，其他的行为都是“难行”，因而他毅然决然地拒绝并排斥各种“难行”。法然列举了一些难行，下面我们按照顺序列出来：造像起塔、智慧高才、多闻多见、持戒持律。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无论哪一个难行都不容忽视，没有哪一个是佛道中人能够忽视的行为。从之前我们叙述的日本精神史上佛教的演变过程来看，造像起塔、智慧高才、多闻多见、持戒持律的行为，有时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是伟大的事业或行为，有时则出现在舞台背后，却成为在精神和思想上支撑佛教的因素，以巨大的力量使佛教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社会之中。法然年轻时就出家，在日本佛教界最具代表性的比叡山学习过，他不会不知道这些事业或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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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明明知道这些行为的重要性，却极力排斥称名念佛之外的行为，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难行是无用的，只要称名念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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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救济千万民众的深切渴望，引发出只要称名念佛即可的思想，在深入思考这种想法的过程中，法然对传统佛教中的行为给予了强烈的否定。法然的思考由此不断地向前发展。法然否定传统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否定了此前自己作为求道者所走过的路。且不说造像起塔，就智慧高才、多闻多见和持戒持律来说，自年轻时有志于佛道的时候起，法然本人就对实践这些行为倾注了心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是对这些行为了然于心。法然必须加以否定的传统不在他的身外，他本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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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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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否定就是对自己的否定，因此，专修念佛的思想得以纯粹化、主体化。如果一个世界里有作为“易行”的称名念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作为“难行”的其他行为的话，那么，也许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或双方保持距离共同存在并非难事。但是如果两者都存在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否定或肯定，两者都会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法然不得不深入思考这个与自己的内心相关的问题：何谓易行？何谓难行？为何行中既有易又有难呢？为何易行要优于难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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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重要作品《选择本愿念佛集》就是由这些深刻的思考构成的。然而这样的深刻思考，岂不是与应该否定难行相矛盾吗？这部作品从净土三部经和善导的《往生礼赞》中引用了大量的内容，根据引用架构起来的巧妙逻辑，法然提出了专修念佛的绝对性。那么这部作品本身不就是智慧高才和多闻多见的行为成果，也即难行的成果吗？这样一来，在创建专修念佛思想的过程中，对法然来说，严格而艰深的理性上的钻研就是不可或缺的。那么，难行不也是必要的、可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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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修念佛的思想将这些疑问都摆在了法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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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为了在山林中修行而登上了比叡山，等到他掌握专修念佛的思想，离开黑谷，移居东山吉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自13岁到43岁的30年间，法然一直倚仗智慧高才，追求多闻多见，以持戒持律的生活为目标，度过了求道生活的每一天。如此践行难行的法然，却说智慧高才、多闻多见和持戒持律不应该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唯有称名念佛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行为。救济千万民众的渴望促使他否定传统、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我们看到他最终抵达的思想境界时，能够想象法然心中闪现出一股耀眼的光芒。他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就意味着抛弃救济千万民众的热情。自己的过去虽然可以否定，但救济千万民众的热情——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产生的热情——却无法否定，这就是法然43岁时从伦理的角度所做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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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角度的决断必定促使他采取伦理上的行为。他无法继续在深山里心怀专修念佛的思想度过隐居的、清贫的求道生活。专修念佛的思想是既要拯救没有财富、智慧和才能的人们，又要拯救过着少闻少见、破戒无戒生活的人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逻辑。思想需要被人们了解，需要传播。因此，法然要离开黑谷，与广大的民众交往。他是一位求道者，同时必须与民众打交道，与民众共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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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在京都开始传教是在1175年，此时也是源平之乱开始的那年。这一时期武士势力抬头，时代处于激烈变化之中，法然在民众中传教，但我们不清楚他具体的传教情况。不过，平重盛火攻南都之后，他曾经被邀请就任东大寺劝进一职（法然拒绝了这个职位，推荐重源任职），因此可以判断，作为一名僧人，他的活动应该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的。很久以后，延历寺的僧徒们向座主申诉，要求停止专修念佛（1204年），兴福寺的僧徒们向寺院提出禁止念佛的申诉状（1205年），由此看来，专修念佛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旧佛教势力来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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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的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传播开来，毫无疑问，它表达了生于乱世的民众向往极乐世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明，仅仅通过称名念佛的易行就可以往生的专修念佛的思想，为许多人提供了安详和喜悦。专修念佛思想的产生，要以广博的知识为背景，要经过坚韧的思索，运用极具逻辑性的思维，这虽然很难被不谙熟佛教的普通人正确理解，但是，在痛苦之中度过每一天的人们，以及有时还可能作恶的无知无能的人们，是最需要拯救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最终心愿——法然的这种想法应该是为人们所接受了。佛教不是为贵族和僧侣而存在的，而是为了贫穷、愚钝、无知、犯错误的人存在的。对贫穷、愚钝、无知和犯错误的普通人而言，这种思想极为新颖，直击他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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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同，被看作超越部落、民族的世界性宗教。在印度兴起的佛教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经由中国、朝鲜，传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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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宗教的教义是否具有普遍性，是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我们还很难马上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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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的佛教，与其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于现实中的世界性宗教，不如说它具有与统治者的权力相结合的浓厚色彩，也就是它与豪族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寺院本身作为拥有特权的地方，承担了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工作。奈良时代的镇护国家的思想——通过佛教的传播获得国家的安定——是佛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典型例子。无论是佛教一方，还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一方，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意愿都很强。比叡山延历寺的最澄试图摆脱这种情况，在山林中修行的基础上，实现宗教上的自立。但最澄死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延历寺也加强了与政治的联姻，为自身成为政治上、宗教上的特权集团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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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修念佛的思想认为贫穷、愚钝、无知、无戒的庶民最需要得到拯救，这一思想试图破除这些集团的特权，将佛教传播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从这种非常接地气的宗教活动中蕴含着的思想性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向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宗教方向发展的尝试。如果说超越部落和民族是突破上层特权的范围走向世界性宗教之路的话，那么，接近下层民众就是打破宗教集团的条条框框走向世界性宗教的道路。专修念佛的思想尖锐地批判了日本佛教的传统，即佛教徒长期在政治上与国家权力和上层阶级相结合，教团自身则成为特权阶级。专修念佛面向社会并试图与普通民众共生存，来探寻佛教本来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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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修念佛思想中蕴含着的这种志向很难被政治上和社会上拥有巨大权力的旧有的佛教界所理解，但民众却逐渐被这种难以理解的思想吸引。当这股势力成长为力量，足以动摇以往的佛教信仰的地位时，信仰旧的佛教思想的人们坐立不安了。以往的佛教思想与专修念佛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对立。下面我们引用南都大僧团向寺院提出的禁止念佛的申诉状《兴福寺奏状》中的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