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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死亡，重衡祈求前往极乐世界而朗朗诵经，在诵经声中被砍下头颅。周围的百姓们边流着泪边守护着这一切。缘分深厚的夫人将重衡遗体厚葬并祭奠。这个场景作为一种固定情节，被后世的文学、戏剧不断重复上演。但在成为固定情节前，作者独自摸索出了上面引用部分的描写。重衡将力量倾注在自己的最后时刻，决定最后一刻要活得像个武士。家臣也好，夫人也好，都各尽其能，陪着自己重要的人走完最后一程。人物模板是存在的，但不能将人物套用到模板中。每一个人物应场面而生，人物的人性力量才是魅力源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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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被烧毁了的“数千僧众”也不禁落泪，此处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这里的人们超越了敌我关系，文章刻画出重衡作为一个人的个体直面死亡的姿态。大义凛然走向死亡的重衡和目睹死亡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共鸣，有了人与人心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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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特别是率领千军万马的武将，赌上性命在壮烈战斗中果敢地死去，这样的描写还是有所欠缺的。对勇气和战功十分执着的武士们，在临死之际追求其作为个体的完整性或严肃性，这种欲望与佛教的、情绪的无常观相结合，于是与武士相称的临终时刻渐渐成型，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人们生在不得不面对无数杀戮、破坏、死亡的动荡乱世中，充满了无常观的死亡可以说是一种让人们接受凄惨死亡的、具有宗教性和文学性意义的手法。这样一来，要让被接受了的死亡场面成为文学表现，打动人心，那么在这个场面中，走向死亡之人与默默守护之人，都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活灵活现的个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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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力为背景登上社会舞台前端的武士们，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看待身边的死亡，如何对待死亡，这些我们并不知道。由从容赴死到胆小怕死，再到充满留恋的死亡，场面不同，人物不同，死法也不同，死亡应该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死亡是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人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死亡，那么武士们的共同心理应该是朝着接受死亡的方向发展的。因此，对于武士来说，佛教的无常观、乱世的无常观并不遥远。武士与这个时代，以无常的情调为媒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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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一直关注着武士与时代的关系，在时代中赋予武士地位，通过描写武士和武士世界，成功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人原本是不可能体验他人之死亡的。在死亡面前，人无力反抗。以走向灭亡的平家和走向死亡的平家武将们为重要主题的《平家物语》，在描写死亡方面，创造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摸索出了全新表现的可能性。《平家物语》中直面死亡的个体形象，与在战斗、男女情爱、政治策略等场面中登场的充满人性魅力的个体形象相匹敌，成为独立散发人性魅力、丰富且深邃的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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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源、运庆、法然、亲鸾、道元，均以个体形象立足，独立地行动、创作、思索，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平家物语》中登场的诸多人物，虽有描写浓淡之差别，但都有着类似的个性烙印。《平家物语》以无常观为基调的同时，达到了成功地对个体进行文学塑造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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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出现的《平家物语》现代汉语译文均引自《平家物语》（王新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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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町”是日本战国时代距离单位，1町约为110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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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中国”指日本的中国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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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记物，是描述军事、战役等的文学作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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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马头，官职名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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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三章御成败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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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武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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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家物语》的作者不是武士，而是某个关心武士动向的京都贵族，他因为对武士的生存方式和行动产生了共鸣，所以记录下了平家的命运，直至他们灭亡。作者通过与武士保持一段距离来观察和描写的手法，将武士的形象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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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败平家后在镰仓开设了幕府的武士政权，渐渐地拥有了记录自己思想信条、政治方针、政策、行动的文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吾妻镜》和“御成败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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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们将探究“御成败式目”中体现的镰仓政权的自我意识乃至自我表现。武家政权作为王权政治的对立者登上历史舞台，在主动表明自身统治方针的文书中，尝试确认作为新兴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的武士阶层独有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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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成败式目”是执权[1]北条泰时在评定众[2]的协助下制定的51条法典，于1232年公布于众。该法典与历来统治王朝的法典律令不同，与拥有1 500条的律令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非常简略。泰时对法典的问世做好了心理准备，在给自家弟弟的信中，他写道：“也许会被京都一带嘲笑说，这是无知的乡下人拼凑出来的东西，很是让人惭愧，但……”（岩波日本思想大系《中世政治社会思想 上》，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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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法典“御成败式目”的内容，我们不能照单全收。泰时每天将阅读明法道[3]的条目当成必修课，可谓熟知法典。因此他非常清楚“御成败式目”在体系性、缜密性等多方面与旧律令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与此同时，泰时也非常确信他们制定的新法典，与旧律令的方向完全不同，是一部合理的、具有实践性的法典，也是一部与武士世界相称的法典，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引用的是他写给弟弟重时的另一封信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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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人会责问我，在制定法典条目时，究竟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实际上我没有能称得上依据的典籍，只是基于“道理”写下了公认为理所当然的条目。如果不事先制定好法典条文，不问事物的“理非”而以当事人“力量的强弱”进行裁决，或是对已经下达的裁决装作不知情，再次审判案件，都是不行的，所以我制定了裁判的基本与基准。为了不受“身份贵贱”“依怙眷顾”的影响，做出公正裁决，我一条一条地制定出这些基本与基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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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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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和“理非”是泰时自己的用语，与“力量的强弱”“身份贵贱”“依怙眷顾”相对立，这是不言自明的。1232年，将军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执权”是最高权力者。担任执权的泰时，期盼着不被“力量的强弱”“身份贵贱”所左右，能够实现符合“道理”、分辨“理非”的“成败”（即裁判），为此，他亲自制定了条文。这凸显了武家政权的革新性和合理性，是应该关注也值得关注的事实。这个事实具有先进的一面，即基于理性对无秩序的乱世进行整顿，促进秩序的形成。那么，“御成败式目”五十一条有哪些内容呢？佐藤进一在《日本的中世国家》一书中，将整体内容归纳为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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