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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虽然明言自己不信仰释迦牟尼而信仰圣人，但他也承认，即使圣人拥有绝对存在的力量，唐虞三代的礼乐也是在数千年的人为努力下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看出他对理想政治制度的尊崇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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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政治制度的具体样态，比如法律体系，或者官位制、土地制度和税制，以及仪式、演艺、宴会的举办方式、运作方式等，徂徕几乎没有谈到。他对于同时代幕府政治进行具体论述的著作《政谈》和《太平策》等则被他封为秘本，连高足弟子也无法自由取阅。他不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政治制度，有可能是出于对幕府权力的避讳。总之，徂徕对于先王礼乐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具体记录，仅有的论述，可以说都是精神层面的。本文在此引用其晚年出版的《学则》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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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讲，养而不教是恶。教而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作用也是恶。养育并使之有所大成，能很好地发挥引导作用的，全部都是善。人与虎狼相伴虽是恶，稗与米相混虽是恶，但天地从不排斥虎狼，雨露从不歧视稗。圣人之道也是如此。无奈地抛弃或远离某些事物，鞭打或杀戮某些事物，恐怕是有害于仁的，但却不是出于憎恶。也就是说，痛恨不仁，与喜好仁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圣人之世，没有人才被埋没，没有一物无用处。“尧舜治下的人民，一律可以出任诸侯”，并不是说任何人都是可以成为诸侯的人才。更不是出于怜悯才那样夸奖他们的。尧舜的政治，培养和培育了人民的才能，使他们达到了与诸侯相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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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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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过着安乐的生活，所有人的才能都能开花结果，所有人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社会。如果说唐虞三代的社会是那样的理想社会，也并非完全不叫人怀疑，不过徂徕的圣人信仰强烈地倾向于唐虞三代，他认为中国古代已存在那样的理想社会，并以此为依据，坚定了自己对这种政治论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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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徂徕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的构想，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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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徂徕坚持政治优越于个人道德这一思想。儒学在阐述理想的时候，往往会将目光转向仁、义、礼、智、信等分类，表彰人内心的纯粹，而这些纯粹是作为个人道德而存在的。但是，徂徕却丝毫没有因循这一结论。说到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应有的样子，他就规定说，人民生活安乐的社会就是善，不安乐的社会就是恶，这几乎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他还认为社会性的善恶比个人内心的善恶扩散得快，意义和价值更大。他认为社会秩序中蕴含着人内在的善恶。能将个人的邪恶包容在内，营造一个安乐的社会，就是善的。这说明徂徕的确认为政治的共同性才是最高的真理。徂徕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参与幕府政治，为具体的方政策略献言，还是仰视中国古代的君主政治并以之为范本，都能完美地适应时代的封建统治需求。不过，由于其处在有权者的高位之上，与道学家提倡的下层民众的道德素质、日常生活及行动合乎伦理的姿态就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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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点是，从理想社会引出现实改革的具体的实施策略时，徂徕所思考的政策即使有合理的成分，也依旧是偏离时代的。譬如，徂徕为幕府献策，认为应该实施中国周代的井田法，让城内的城市居民（市民）和武士都返回他们出身的乡村去。另外，他还主张根据身份来制定衣食住行和婚丧葬祭的方式，并制定礼法制度。他认为，坚守土地的田园生活、维持自然经济、持续稳定的身份制度才是先王之道的基础。而城市化以及货币经济的扩张等时代潮流，是徂徕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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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献策要迎合时代，而时代却抛弃了他的献策，义无反顾地向前进。但因此而诟病徂徕的政治思想不光彩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徂徕的尝试与理想社会的构想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观点与时代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站在自己的政论与时代的分歧点上，徂徕选择了遵循其政论走向的道路。对于徂徕来说，这个选择虽然包含着过时的、腐朽的意味，却也是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谋求生存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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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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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形净琉璃，“人形”即人偶。人形净琉璃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代表性音乐表演，表演人偶剧的同时使用净琉璃说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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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俳谐，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和作品。严格地讲应称为俳谐连歌，是从正统的连歌分支出来的、提高了游戏性的集体文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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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假名，指在日语词汇中，汉字后面跟随的假名，用来指示汉字的词性或读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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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敕语》指日本明治天皇于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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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十三章元禄文化的游戏、清寂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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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鹤、芭蕉、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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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1709年，德川第五代将军纲吉掌管幕府、治理世间，这段时期被称为元禄时代。这个时代幕府政治安定，农业、商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活跃，学问、文化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气象，兴起了清新之风。在文学领域，井原西鹤、松尾芭蕉、近松门左卫门这些优秀的大作家们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给小说、俳谐、人形净琉璃的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厚度和深度。上一章中提到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儒学者，第二十九章提到的尾形光琳是这个时代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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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军为最高权力者的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是由武士阶级统治的体制。但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却不是武士，而是城市中的商人、工匠等城市居民和地方的富裕农民。在元禄文化上，这一点也没有变化。西鹤的浮世草子也好，芭蕉的俳谐也好，近松的人形净琉璃也好，都是将城市居民和富裕农民作为读者、伙伴、观众来进行创作和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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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原西鹤生于大阪一个富裕的城市居民之家，年纪轻轻就将家业交给下人打理，自己则畅游在俳谐的世界里，创作浮世草子（小说的一种），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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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鹤开创的浮世草子流派，与以往具有说教色彩、服务现实的假名草子[1]完全不同，为近世小说开启了新局面。但西鹤的第一部作品《好色一代男》是他41岁时才公开发行的，从传统意义上讲，这已是从壮年迈向老年时期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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