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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徂徕坚持政治优越于个人道德这一思想。儒学在阐述理想的时候，往往会将目光转向仁、义、礼、智、信等分类，表彰人内心的纯粹，而这些纯粹是作为个人道德而存在的。但是，徂徕却丝毫没有因循这一结论。说到让人安居乐业的社会应有的样子，他就规定说，人民生活安乐的社会就是善，不安乐的社会就是恶，这几乎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他还认为社会性的善恶比个人内心的善恶扩散得快，意义和价值更大。他认为社会秩序中蕴含着人内在的善恶。能将个人的邪恶包容在内，营造一个安乐的社会，就是善的。这说明徂徕的确认为政治的共同性才是最高的真理。徂徕的政治思想，无论是参与幕府政治，为具体的方政策略献言，还是仰视中国古代的君主政治并以之为范本，都能完美地适应时代的封建统治需求。不过，由于其处在有权者的高位之上，与道学家提倡的下层民众的道德素质、日常生活及行动合乎伦理的姿态就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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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们应该注意的另一点是，从理想社会引出现实改革的具体的实施策略时，徂徕所思考的政策即使有合理的成分，也依旧是偏离时代的。譬如，徂徕为幕府献策，认为应该实施中国周代的井田法，让城内的城市居民（市民）和武士都返回他们出身的乡村去。另外，他还主张根据身份来制定衣食住行和婚丧葬祭的方式，并制定礼法制度。他认为，坚守土地的田园生活、维持自然经济、持续稳定的身份制度才是先王之道的基础。而城市化以及货币经济的扩张等时代潮流，是徂徕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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徂徕献策要迎合时代，而时代却抛弃了他的献策，义无反顾地向前进。但因此而诟病徂徕的政治思想不光彩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徂徕的尝试与理想社会的构想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观点与时代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站在自己的政论与时代的分歧点上，徂徕选择了遵循其政论走向的道路。对于徂徕来说，这个选择虽然包含着过时的、腐朽的意味，却也是在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中谋求生存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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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年），又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战争。指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和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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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形净琉璃，“人形”即人偶。人形净琉璃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代表性音乐表演，表演人偶剧的同时使用净琉璃说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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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俳谐，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和作品。严格地讲应称为俳谐连歌，是从正统的连歌分支出来的、提高了游戏性的集体文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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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假名，指在日语词汇中，汉字后面跟随的假名，用来指示汉字的词性或读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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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敕语》指日本明治天皇于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国民精神和各级学校教育的诏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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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十三章元禄文化的游戏、清寂与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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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鹤、芭蕉、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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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1709年，德川第五代将军纲吉掌管幕府、治理世间，这段时期被称为元禄时代。这个时代幕府政治安定，农业、商业不断发展，城市居民活跃，学问、文化等方面都充满了新气象，兴起了清新之风。在文学领域，井原西鹤、松尾芭蕉、近松门左卫门这些优秀的大作家们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给小说、俳谐、人形净琉璃的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厚度和深度。上一章中提到的伊藤仁斋、荻生徂徕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儒学者，第二十九章提到的尾形光琳是这个时代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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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军为最高权力者的江户时代的政治体制，是由武士阶级统治的体制。但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却不是武士，而是城市中的商人、工匠等城市居民和地方的富裕农民。在元禄文化上，这一点也没有变化。西鹤的浮世草子也好，芭蕉的俳谐也好，近松的人形净琉璃也好，都是将城市居民和富裕农民作为读者、伙伴、观众来进行创作和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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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原西鹤生于大阪一个富裕的城市居民之家，年纪轻轻就将家业交给下人打理，自己则畅游在俳谐的世界里，创作浮世草子（小说的一种），过着随心所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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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鹤开创的浮世草子流派，与以往具有说教色彩、服务现实的假名草子[1]完全不同，为近世小说开启了新局面。但西鹤的第一部作品《好色一代男》是他41岁时才公开发行的，从传统意义上讲，这已是从壮年迈向老年时期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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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前的西鹤以俳谐师的身份闻名于世，特别擅长“矢数俳谐”，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创作俳句，西鹤是第一个在一天一夜内独吟1 600句俳句而让世人惊叹的俳谐师。该记录被其他俳谐师打破后，西鹤在生玉社[2]内数千位听众前表演时，竟在一天一夜内成功独吟4 000句。4年后，在摄津住吉神社的表演中，又创造了一天一夜独吟23 500句的超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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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夜独吟23 500句，仅是这个数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不寻常的能量。他的朋友芳贺一晶创作的西鹤肖像画，也画出了一个如“能量块”般的男人。他身着带有家纹的正装，右手轻叠在左手之上，呈现略微前倾的跪姿，剃光的头发、深深的皱纹、目光炯炯的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粗壮的脖子、精悍的脑袋、肩膀、躯干、腿部保持着强有力且稳定的姿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西鹤不轻易向世事妥协、积极果敢的态度。看到这幅画，23 500这个数字多少有了些现实感。虽说“矢数俳谐”是在创作数量上竞争，与俳谐的文学价值没有关系，但它能成为一种演出形式登上舞台，或许可以看出元禄时期城市居民社会中娱乐之心的所在。城市居民的世界，在不断地积累余力和能量，至少有着能承担得起西鹤无穷无尽创造力的余力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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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鹤面向大众创作了《好色一代男》。对西鹤来说，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对日本文学史来说，这代表了“浮世草子”这种新体裁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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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用该作品的开篇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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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凋零令人叹，月亮有缺隐于山。且说此处的但马国[3]的银山附近，有位男子终日不问世事，一味沉迷于色道，与男女戏玩。人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梦介”。梦介与当时的风流男子如名古屋的三左、加贺的阿八等人结为兄弟，因为他们和服上同是有七处菱形家徽的，因而身份相同、臭味相投，终日沉湎于酒色。夜深时，他们常常走过京城一座河上的大桥，有时打扮成留前发的青年男子模样，有时又改头换面，变成身着墨染僧衣的出家人，有时头发直立，好像一群妖魔，真可谓恬不知耻，我行我素。梦介为当时的红妓葛城、薰和三夕这三位妓女赎了身，与她们在一起，或深居嵯峨别墅，或悄悄地住在东山之阴，或住在京都的藤之森，日夜沉溺。就这样，终于让其中一人怀了身孕，生下一子，取名“世之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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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西鹤集 上》，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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