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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臣自改革以来，歌曲咏诗，寖成惯习。故兹首提文学之重要，特申故事，借示尊崇之章。其（二）（三）对关白言，意在登用贤能，然无标准，关白贤能，若何定耶？充类至尽，必至天皇任命关白，将军谓其不才，则不能就职；其依成例而让位者，将军曰贤，则又不能退职。藤原五家中，谋为关白及欲久于其位者，不能不逢迎将军之意，关白一职犹幕吏耳。（四）为专防朝臣养同列之子，或请皇子为嗣，借此以深相结，共谋幕府。北条氏灭亡之原因，可为殷鉴，故禁及之。（五）禁公卿藩侯与天皇通，使不得托皇命以号召于全国。凡奏事者，必经关白或将军之使者之手，自非幕府之意，不能上奏；其所请者，固多许可。将军一人，实握一国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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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天皇果遂无足轻重乎？曰：否，否。将军嗣位，虽由幕府议定，但名义仍为天皇所任命。其他国家大事，重臣升降，尝俟诏可。就日人之心理言之，不过天皇之国，托于其臣治之，天皇固一国之元首也。天皇深居宫中，希见朝臣；所常见者，惟朝臣中之关白及将军之使者。故喜怒不知，赏罚不测，转觉位尊而令严。至遇大典，众臣侍立，礼仪严肃，望之殆如天神。又当政治清明之时，功尝归于天皇；偶一失政，人民转多咎幕府，忠于皇族之心，日渐发达。其在朝廷、公卿闲居无事，诵诗读书，谈文说礼，愿为忠臣之思想，日益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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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康执政，政令出于江户。其地街市狭隘，房屋卑陋，不足以示威国内。家康因令十五藩侯，各助工匠，大修城池，改建街市，庄严邸舍，历六月始成；其宏壮推国内第一。当时幕府之权势大张，惟制度草创，其后乃准完备。将军之下，设大老、中老、小老三职：大老皆将军亲臣，多其族人，外统诸藩，内驭幕吏，治理政事；中老佐之，整理政务；少老复佐之，专治琐事。若遇大事，由三老会议，决定一切。三老任免之权，原操于将军；然其后势盛，将军之英明者，尚能统驭之；其年少无知者，乃反为所制。中老属官，有大目付，小老有目付，皆为幕府耳目，专司监察，报告江户。三老之下，有寺社江户勘定三奉行：寺社奉行，管理神社佛寺，约束僧徒，及关东八州讼事；江户奉行，司江户行政司法警察等事；勘定奉行，掌幕府财政，及直辖地之诉讼。又设所代司于京师，治理民政；置大员于大阪，控制关西。其他重要之地，若长崎奈良等，均有奉行。于上述重要幕吏而外，又有属吏，共分三级：大吏，小吏，武士。大吏之数，约二千人，受褊狭之地以为俸禄，幕吏要职皆由此辈充之；下为小吏，数近五千，多有土地；又其下为武士。武士者，战卒也，概为世袭；或受土地，或领月俸，专治武艺，出则战争，入则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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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藩共分为三：曰亲藩，内藩，外藩（内藩或作谱代，外藩或作外样）。亲藩者，家康之三子，封于尾张、纪伊、水户，号曰三家；据膏腴之地，拥精强之师，地大人众，过于大藩。若将军无子，例选三藩之子，立一为嗣；遇有大事，幕府当谘询其意；其藩侯尝居幕府要职，辅弼将军。内藩者，其藩主于关原战争之前，臣属家康，率兵助战，共患难之将士也。外藩者，于关原战争以后，惧德川氏之势而服从者也。幕府要职，概以内藩任之。惟以土地大小，收粟多寡，内外二藩，又可分为三等，大藩、中藩、小藩是也。当丰臣氏季世，大藩十八，中藩三十有二，小藩二百十二，共二百六十二藩；及岛原战后，数无大变。内藩凡百七十七，皆近关东；外藩八十四，多在西海。诸藩而外，又有三卿；三卿者，将军之子，不以土地封之，岁赐食粟凡十万石；位与三家相等，辅佐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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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藩之地大兵强者，于岛原战后，多削邑远徙。藩侯怵于幕府之威，终不敢抗，低首下心，臣服江户。幕府之地，约当全国三分之一；地多膏腴，收入甚丰，足以豢养重兵。其要害之区，皆设有奉行，管治一切；上监诸藩，下治其民。《武家法例》且规定诸藩服役之例；幕府数兴大工，修葺宫殿，建筑城池，皆命诸藩助役。一藩之内，道途桥梁复各以时修理，费用甚多；将军既竭其力，时或碍其农功，故其势渐弱。幕府之治藩侯，概以严肃；家康尝谓“唯公平服人”；子孙即奉为圭臬。其偶一犯罪者，地无大小，藩无内外，皆重督过之；或罪其身，或削其邑，或令远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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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监于平氏之败没，北条氏之灭亡，多由于武人与朝廷相结，挟天皇以号召天下，乃修江户平安间往来之途，使便于车马，遍置邮驿，传递消息；苟遇变乱，幕兵立至。又命亲臣保护京城：家康长子之封地在其北，亲藩内藩在其东，幕府战士在其西，亲臣之邑在其西南。朝廷自足利氏季世，县邑、采地，久已并吞于诸藩，府库空匮，大内颓朽。将军乃命诸藩资助以修葺之；复定粟额，输入京师。其后上皇皇子，岁皆有粟，公卿朝臣，资以为生。但合朝廷之输粟，犹不敌逊位将军之费用，而将军借为市恩要挟之具，以抑制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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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内制度，概仿幕府。武士多有土地，出为侍从，入理国政。其数，大藩常逾万人，小者数百，臣属于藩主，犹藩主之事幕府；封建制度，至是大备。以诸藩费用，出于农夫，农夫耕于藩地，岁纳粟米以充藩库，其地位较高。良工惟善于造剑者，时人重之，其他概被轻视。商人自禁止通商以来，地位渐低。时人谓其不能生产，专心谋利，不顾信义；商人失其自重之心，益谋厚利，甘居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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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一六年，家康病薨。其为人也，深鸷阴刻，善于用兵；既握政权，遂乃抑制朝廷，贫弱外藩。尝诫其子曰：“恃才能者，迂拙祖法，辄欲更张，武田上杉诸氏……之亡，皆由于此。……建立新法，务为华饰，是大蠹也。我家法度，多与耆旧议定……切勿变更。”家康殁后，秀忠嗣握政权，朝廷任其子为权大纳言，进其女为妃。后妃生女，立以为嗣，旋即受禅，年方七岁。秀忠身为外戚，权势日隆；德川氏之为公卿者益众。既而秀忠病薨，其子家光继之。家光年少，英明果断，召国内之藩侯于江户，亲谕之曰：“昔我祖考，因卿等之力以定天下，特加礼遇。至于家光，居统率之任，事权不一，实非所宜；其各图之。”诸侯逡巡对曰：“敢不听命。”于是家光起立，走入内厅，便服箕坐，去其佩刀，然后延诸侯入，赐以佩刀。诸侯拜赐；家光命曰：“检刀。”诸侯咸悚息，抽刀寸许，礼毕而退；德川氏之威权大定。家光又命诸藩，建邸于江户，留妻子同居；托达上下之情，定谒见会同之期。由是藩侯居于江户，岁约六月；其藩别置留守一人，佐以参议，总理政事。藩侯往来，侍从众多，贡献方物，所费甚巨。又以其妻子之在江户也，将军得因而制之，率不敢违命。于是江户一城，宅邸相望，市廛遍立，其富甲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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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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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初年，适中国内乱。当时明主昏弱，群臣党争，阉宦专横，诛戮贤良；赋税苛重，岁复荒歉，民无衣食，流寇遂炽；外则清人崛起，数败明兵；终于流寇入京，怀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南下，先定北部；江南诸省，诸皇子争立，为清兵所逼，势渐穷蹙。一六四三年，明水师总兵崔芝遣使请援，家光却之；而郑芝龙又来书乞援。——芝龙者，尝至日本，献药幕府，并娶日妇，生子成功。家光得书，召亲藩及幕吏会议；亲藩主援，中老不可，遂久不决。且闻清兵入闽，乃报明使曰：“福州已破，援无及矣。”时中日之贸易甚盛，明难民多有避难东渡者。至于朝鲜，自经家康威迫，又来报聘，且献方物，复为邻友；每遇将军就职，辄来道贺。琉球固尝属日本；及足利氏季世，贡聘皆绝。至家康命萨摩藩侯召之，久而不至；乃遣兵往伐。其王恃险，不为严备。日军登山，五战败之，进击国都，王乃面缚出降。家康因以琉球赐藩侯，其王来朝，由藩侯携之，谒见家康。然朝鲜琉球，固亦明之藩属也。又家光之世，严申海禁，欧人得贸易于日者，惟荷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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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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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日本文学渐盛。先是一五九三年，天皇尝命刻字于木，刊印一书，是为日本有活板之始。其法盖仿自中国者，利便远过誊录；由是书籍日多，读者益众。一五九七年，又刊文学医学古史等书，其原本系夺之于朝鲜；朝臣多善其法，因重印《文选》宋诗。当一六一五、一六一六年之间，僧徒刊印佛经者尤夥，富商羡之，亦印行书籍。盖家康自平乱后，知非文学不足以弱武人，因弛庶民讲学之禁，鼓励藩侯深究文学。有处士藤原惺窝者，长于程朱之学；家康尝加厚礼迎聘，延讲经史；学风渐盛，儒者日众，寻以其徒林信胜为讲官；信胜博学强记，应答如响，剖析不遗；因大信任，进为顾问，时人荣之。至家光承其祖风，建修孔庙，躬亲祭孔。会有献《太平颂》者，时人目为国瑞，学者益多。后中江藤树继起，其人服膺王阳明之学，主“先躬行而后文艺”。民薰其德，多为良善。时明灭亡，学者有东渡者，日人乐与之游。朱舜水之至长崎，水户藩侯厚礼聘之，讲授儒学，于日本学术所补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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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朝鲜之役，良工来归，秀吉殁后，遂建筑丰庙，规模宏大，雕刻精巧。其子秀赖又建筑高寺，铸造大钟。家康之殁，秀忠立庙于日光；至家光修改，穷极华丽，令幕吏不得核减其费。又造高塔，采石于山，道路艰难，凿山填谷，至用二万余人，费用不赀。及其成功，刻镂人物，有若生成，气象巍然。江户数有大火，殿宇荡尽，民舍无存，被难者尝至十数万人。然大火之后，罗致工匠，兴工建筑，美术工业，日益进步。故史家称为文艺复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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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17066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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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第八篇 闭关时代及威逼通商（1651—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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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一年，将军家光疾薨。子家纲继之，年少庸弱；其辅政诸臣，多家光旧吏，后又相继殁，家纲进用宠臣，威权渐替。会岁数饥，民或饿死；幕府虽时发粟赈之，终不能遍济国内。平安江户又迭遭大火；受祸尤烈者，当推江户。当时死者凡十余万人；公私储蓄，一炬毁尽；灾民无所得食，由幕府施粥，皆以瓦片盛之。其后修筑，令诸藩助工，赋税苛重，生计艰难，民益困苦。于是游士渐多，私自结党，报仇杀人，潜谋不轨。加以地数大震，山崩屋颓；虾夷土人，时复叛乱，用兵不休，生事愈益穷困。家纲尝令二藩凿沟，皆辞以国内匮乏，将军终无如何，幕府于是式微。及将军寝疾，无子，大老有欲援镰仓故事，迎亲王于京师以为嗣者，议久未决；卒谋于亲藩，迎亲藩世子纲吉为嗣，亲藩之为将军自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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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纲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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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吉性躁急，喜怒无常，左右近臣，偶尔忤旨，辄罹重罪，或杀或流。先是纲吉之生也，其母尝祷于护国寺，故纲吉德僧，赐以大园，崇信佛教。会其子病殁，僧说之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杀之报。今欲来嗣，莫若禁杀。且将军之生在戌，戌，狗年也，宜善事狗。”纲吉以为然，令于国中：“凡失犬者，务必获。遇失犬者，须收养；失主寻至，当立还之。”又令曰：“自今而后，犬被创不告者，一村同坐。”因使幕吏收犬，多至千头，养之院中，狺狺之声闻数里。性极爱马；禁烧马毛及弃死马于野。又禁畜鸟，笼鸟者概命放之。其后禁益繁密，凡食用品，若豕肉鱼虾，皆不得食；生计穷蹙，食物腾贵，民深恶之，犯罪者众。又宠任佞臣，专恣贪鄙，贿赂公行，判狱不公，以至人心离散，玩视法纪，藩侯私斗，幕吏相杀。然纲吉好学，辟学者为儒官；新建孔庙，规模宏大；亲书其额曰“大成殿”，制十哲七十二贤及先儒神主。尝亲讲《论语》，使诸侯在江户者偕僧侣共听。既而祀孔，将军亲临圣庙；特置祭田，给诸生饩廪；后更讲《周易》，藩侯及臣属侍听者四百余人，每月数次，五年而毕。性又好乐，召乐人作猿猴之戏，号曰猿乐；以乐工百余为侍。市人荣之，竞习猿乐，借求仕进。适国内大饥，饿莩相望，赋税减少，费用不足。将军命停武士月廪，分赐采地；然值荒年，采地不能得粟，武士大困。后大风卒至，坏及屋舍，生活维艰。将军乃命酒户减酿酒之粟，酒价腾贵，私酿益多，公私交困。富士山火喷，鸣声如雷，沙石吹飞，左近田园，皆成不毛之地。及京师大火，大内罹灾；天皇皇子，避于关白之邸，延烧者一万三百余家；损失之数，不可胜算。将军又数兴土木，尝为养子家宣营造别业，令诸藩助役。及成，玲珑工细，遍植花木。因遇夏月，辄择童男女姝丽者三百人，艳服盛妆，披着新衣，作插秧之戏，其费不赀。然幕府贫乏，至无十万金，供将军谒墓日光之行；纲吉悲忧，乃采改铸金钱之议。金夹银铜，银和铜锡，皆半其数，获利如之。寻复铸银币，杂以铅锡；银币重量，不足实价四分之一，色黯如铅。向之良币，或被人民珍藏；或为外商带出；牟利之徒，又私销铸，借获重利。驯至恶币充斥，货价腾贵，商民恶之，隐折其价；幕府严禁，终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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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吉殁后，养子家宣继为将军，停铸杂币，蠲除酒禁，听民肉食，登庸贤能，一时民困稍苏。惜不久病薨；其子继之，年甫四岁，幕府大权，归于幕吏，将军旋亦病殁。自是而后，将军在位者，多属幼少，不永其年；国内大权，迭归宠臣。幕吏鲜久于位，因无经验，政治窳败。惟待藩侯，本其祖法，国内得无战争者，凡二百余年。文学既已兴盛，且奖励孝子，表彰贞节。有华商至者，献《康熙字典》《校唐律疏义》《玉海》《孟子》等书；将军召见，皆重赏之。及江户季年，时而疾疫流行，时而水旱相继，幕府势益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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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原乱后，得与日本贸易者，唯中国、朝鲜、琉球、荷兰四国。贸易岁额，推中国为大。是时日本金价贱甚，携金外出者，获利之多数倍其母。将军囿于贵金之说，病之；因限朝鲜商金额，岁万八千两，清船岁三十艘，荷舶二艘。传命曰：“不欲守定额者，速去勿来。”后更限清船为十二，寻减其二；荷减其一；市场僻在长崎。日人之待清人也，较荷人为优；贸易范围，较荷人为宽。盖中日相近，久有往来；人种类似，风尚多同；日人且视中国为礼义之邦，学术皆其所自来，故甚重之。至朝鲜琉球，国小地狭，货物不多，商额亦少。使者往来，聘报甚殷；二国饥馑，将军尝助以粟，俨然以属国遇之。荷商限于长崎中之小岛，岁纳税金三千；其商船至者，不能与日人直接购卖，惟有娼妓，得官吏许可，接待荷商而垄断其利。荷人虽居处如囚，以嗜利故，甘心受辱。又荷商常献方物；其所献者，多欧洲精巧之品。睹物生感，日人因知有欧洲之物质文明。更值大歉，疾疫流行；荷商租地之医生，从事医治，功效昭著。于是欧洲医学渐为时人所重，将军家宣命生徒，往至其地，习学荷文。学者询知欧洲情况，爰著《西洋纪闻》。其后一二新奇之士，更冒险渡海，游历欧洲；归后著书，详所见闻，警告时人，指摘闭关之谬。但欧洲人士，仍独荷人得至日本；尝有负盛名之荷兰学者，来至小岛，欲著书述其风土，详询日人，日人因有从之学者。荷商后献世界地图，由是幕府大吏，渐知五洲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