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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由于金军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高宗政府仅在南京待了五个月就被迫南迁，短短两三年间，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长则一年多，短则仅百日，甚至一度漂泊海上。绍兴二年（1132）首次迁都杭州，算是在东南方初步站稳了脚跟，绍兴八年（1138）正式确定以临安为“行在所”。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与金人议和，解除主战派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不久又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在除夕之夜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按照南宋与金朝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金册立宋康王赵构为皇帝，两国以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人同意将七年前客死五国城的高宗生父徽宗灵柩以及生母韦氏本人送回南宋。宋金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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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不仅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两宋之际，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南方为赵宋政权所在，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因而“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于“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庄绰《鸡肋编》）。山河破碎，生逢乱离，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在“西北寓客”的心中，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生活在繁华汴京城的人们，“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周《清波别志》）。这种大变乱、大动荡的局面，在时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也激发了史家与学人们援笔著述的热情，据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序言，当时“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东京梦华录》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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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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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全书仅不到三万字，以回忆口吻记述北宋末年东京汴梁城的情况，包括城市建筑布局、官署衙门分布、朝廷礼仪庆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与同时代画家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一样，描绘了开封这座12世纪上半叶最繁华城市中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生活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作者《自序》写于绍兴十七年除日，即公元1148年1月22日，一般认为即是《东京梦华录》成书时间，作者署名“幽兰居士孟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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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最初就叫《梦华录》，并无后来广泛流行的“东京”二字；命名缘由，作者《自序》有明确交代：“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南宋时期的赵师侠、赵希弁、陈振孙等人提及此书，皆称其为《梦华录》。目前可见“东京梦华录”之名，最早是在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马氏之书大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据此推测，《梦华录》可能是在南宋灭亡之后才被冠以“东京”二字，称为《东京梦华录》，一直流传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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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问世之后，最初应以抄本形式流传，具体情况不详。南宋初赵甡之所著编年体史书《中兴遗史》记载东京陷落、钦宗投降、金兵围困开封大肆搜括金银，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一日，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以及百官、僧道前往金军驻地致贺元旦。承平时代，这本是宋朝君主御大殿举行元旦朝会的重要日子，赵甡之援引“旧制”介绍这一最隆重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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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旦日朝会，车驾坐大庆殿，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官，各执方物入殿。诸国使人，大辽大使……。更有真腊、大理等国，有时朝贺。大辽使人在都亭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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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甡之所引长达三百多字的“旧制”，应该未标明文献出处，但是与《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东京梦华录》应为赵氏所依据的原始文献。由于《中兴遗史》已在宋末元初亡佚，目前无法推断其所依据《东京梦华录》的版本情况，以及是否尚有其他引用文字。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徐梦莘“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著成《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四记“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贺太上皇于延福宫，并诏百官、僧道出南薰门，赴军前致贺二酋”一事，全文征引《中兴遗史》，使我们今天得以间接推知《中兴遗史》引用《东京梦华录》的情况。徐梦莘是否曾经亲见《东京梦华录》原书，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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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淳熙丁未岁（1187）距离靖康二年（丁未，1127）正好一个甲子，也是《东京梦华录》完成四十周年之际，宋太祖次子燕王赵德昭七世孙赵师侠有感于“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梦华录·跋》）），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以广流传，“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同上）。这应该是此书最早的刻本，然而正如20世纪30年代为此书作注的邓之诚先生所言，此时孟元老“盖已百岁，必不及见其书之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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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未收录此书，南宋藏书家、史学家赵希弁根据自家三代所藏图书补撰《读书附志》，“史类·地理类”的倒数第二部书为“《梦华录》一卷”，并附简短题解文字：“右梦想东都之录也。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孟元老记录旧所经历而为此书，坦庵赵师侠识其后。”赵希弁所收藏者有赵师侠识语，推测应为赵师侠淳熙十四年（1187）刻本。赵希弁亦为宋朝宗室后裔，为宋太祖九世孙，是与赵师侠同出一系而晚一辈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赵希弁成为赵师侠刻本《梦华录》的早期收藏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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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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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的跋语中，并未留下《东京梦华录》的分卷信息；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为“《梦华录》一卷”；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元刊本《东京梦华录》，其中有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此书的著录文字，记作“《东京梦华录》一卷”；马端临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撰写《文献通考·经籍考》，亦著录为“《东京梦华录》一卷”，题解部分则直引“陈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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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代书目以及现存版本来看，《东京梦华录》在南宋以后的元、明、清历代均有刊刻，分为一卷本和十卷本两个系统：收入元代陶宗仪所编《说郛》卷六十八、明代钟人杰所辑《唐宋丛书》“别史”类者，均为一卷本；收入明代胡震亨等所辑《秘册汇函》、毛晋《津逮秘书》、清代乾隆官修《四库全书》以及张海鹏《学津讨源》等丛书者，均为十卷本，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版本。从文字来看，诚如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家黄丕烈所言，此书“一本有一本之佳处”。遗憾的是，由于难以确认《东京梦华录》作者手订本是否分卷以及具体分卷情况，对探讨此书结构方面所传递的潜在信息，会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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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通行的十卷本《东京梦华录》来看，全书结构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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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介绍东京城的三重城垣与城门、四条河道与三十六座桥梁、皇宫中的主要宫殿及其功能、设置在皇宫内外的各类机构以及分布在城市内外的粮仓与草场等，这是从宏观上介绍东京城的城市格局与军事防卫，介绍东京作为帝国首都政治功能实现的基础以及维持城市自身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与物流、仓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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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第三卷，依次介绍东京城中的主要街道，以及分布在各个街区的政府机构、宫观庙宇、名人府宅、商业区与各类店铺、酒楼以及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等，重点介绍著名酒楼与餐饮服务情况、相国寺中的万姓交易，也介绍了与城市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货币制度、城市防火与提供各类杂役的服务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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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先介绍东京的各类禁军与厢军，再介绍皇家婚礼与日常出行所用车辆与仪仗，以及民间婚丧嫁娶所需车辆、仪仗及人员的租赁情况等，最后介绍酒楼、食店、肉行、饼店和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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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包括四条，“民俗”介绍东京城中民众的生活、生产与风尚习俗，包括餐饮行业的卫生质量标准、各行各业的着装要求、市井间见义勇为的风气、酒店主客之间的良好关系等；“京瓦伎艺”集中介绍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表演形式、杰出艺人以及管理等；“娶妇”详细记录北宋末年东京城中缔结婚姻的完整流程、礼节与习俗，“生子”介绍与生育有关的一整套习惯程序，这些婚育礼俗相沿不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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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至第十卷，以正月到十二月的时间为序，介绍东京城中的岁时节令、朝廷庆典与民间习俗，涉及的节日有立春、元宵、寒食与清明、四月八日佛生日、端午、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七夕、中元节、立秋、中秋、重阳、十月一日寒衣节、天宁节、立冬、冬至、交年节、除夕等，节日类型多种多样，节令习俗丰富多彩，在时序流转中完整展现了东京市民极高水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在这个时间轴上，重点介绍元旦大朝会、上元节观灯、皇帝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百戏、十月十日天宁节宫廷大宴、冬至日南郊大礼以及除夕夜禁中呈大傩仪等由朝廷主导的重要礼仪庆典活动，展现了东京城作为首都的特色及其政治功能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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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著述体例来看，《东京梦华录》采用唐宋时期流行的笔记形式记录作者见闻，并无明显独创之处。《东京梦华录》前三卷主要记录京城宫阙、河道桥梁、街巷坊曲，当属“地理志”一类的著述，远者有最早专记城市都邑的《三辅黄图》，近者有北宋史地学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京城记》等，世有“详博”之誉，《东京梦华录》在这方面显然相形见绌；《东京梦华录》后七卷或记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具有“风俗志”的性质，此类著述知名者，首推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盛弘之的《荆州记》，《东京梦华录》与之相比也并不突出；至于记朝廷重大典礼活动，则有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与《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等专书专著，刊刻此书的赵师侠甚至以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内容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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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样一部体例并无独创、作者并不知名的笔记文献，《东京梦华录》却在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继而亡于蒙古铁骑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不仅引发时人的情感共鸣，成为“观者追念故都之乐”的依凭，而且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系列著述，均与《东京梦华录》体例相承、手法相近、内容相仿，显然曾经受到它的影响，学界常将这些著作并称，名之为“梦华体”，甚至直到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仍可视为《东京梦华录》之余绪。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又确实有其特殊魅力，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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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品味《东京梦华录》一书，它显然不同于此前的地理志、风俗志，虽与此后出现的所谓“梦华体”系列著作存在相似之处，却也更有很多明显不同。作者以笔记形式记录旧都东京的地理概貌、民俗风情、时令节气、皇家礼仪、市井百态，记事记物并不追求完备全面，似乎有意局限于作者的亲历亲见，甚至经过刻意筛选；全书几乎完全采用第三人称口吻，貌似一个旁观的路人，《自序》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承平与繁华、使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表达自己华胥梦觉之后的“怅然”与“怅恨”；正文行文中既不征引文献，也不进行评论，甚至故意使用鄙俚之语而不加文饰，一篇《自序》却写得节奏铿锵流转、情感起伏跌宕，不失为情辞俱佳的一流美文……这部被赵希弁称为“梦想东都之录”的著作，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部书的创作动机，果真只是让后生之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吗？幽兰居士孟元老，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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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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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刻意并成功地隐藏了身份，或许其人确实名位不彰，最早将此书“锓木以广”的赵师侠，其实也并不知晓“幽兰居士”的更多信息，更遑论亲见其人。赵师侠在书后写了一段二百余字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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