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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礼乐刑政，史册具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宋敏求《京城记》载坊门公府、宫寺第宅为甚详，而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若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则见闻习熟，皆得其真。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今甲子一周，故老沦没，旧闻日远，后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则西北寓客绝谈矣。因锓木以广之，使观者追念故都之乐，当共趁“风景不殊”之叹。淳熙丁未岁十月朔旦，浚仪赵师侠介之书于坦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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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的跋语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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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出《东京梦华录》最为独特的价值所在。赵师侠是宋太祖八世孙，这一身份使其对赵宋王朝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而跋语开篇即追念祖宗仁厚之德、颂扬百余年太平之世，希望这份荣耀能够尽可能全面地传之后世。具体而言，他认为朝廷礼乐刑政之大事，自有史册记载；城市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宋敏求《京城记》的详细记录，唯一缺憾在于“不及巷陌店肆、节物时好”，“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而成《东京梦华录》，刚好能在这一方面提供补充，这是赵师侠对本书最为认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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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东京梦华录》内容的可靠性做出评断。赵师侠将此书内容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市井游观、岁时物货、民风俗尚”部分，他认为作者“见闻习熟”，故“皆得其真”，而且还说，自己曾以从祖父及其他年高德劭者那里听闻的信息加以考校，大多吻合，故而断定这部分内容是真实可靠的。与之相对，他认为《东京梦华录》所记“宫禁典礼”部分，有“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不过，赵师侠既未具体指出“谬误”所在，也未说明自己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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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自己刊刻此书的目的。这就必须联系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的时代背景。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禅位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试图有所作为，重用此前被贬谪的主战派大臣，于隆兴元年（1163）北伐，战争初期虽然收复若干失地，终因将领内部不和、统帅无方、诸军配合不力等原因而宣告失败。隆兴二年（1164）金兵大举南下，迫近长江，宋廷最终决定与金重新议和，双方签订“隆兴和议”。和议之后，宋廷开始裁定内外大军的兵额，宋金两国重新进入和平对峙状态，都曾一度呈现出太平安乐的治世景象。但是在南宋内部，始终有人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陆游在淳熙四年（1177）写下《关山月》，感叹“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是这种情感的流露；赵师侠选择在淳熙十四年（1187）北宋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刊刻《东京梦华录》，也是表达同样的情感。赵师侠说，如今甲子一周，曾经在旧都生活过的老人纷纷谢世，关于东京的逸闻掌故渐渐不再被人提起，晚于自己出生的人甚至无从知晓那些沉沦的往事，如此一来，恐怕那些本以临安为“行在所”的“西北寓客”，也会绝口不谈收复河山、还于旧都之事。赵师侠大约出生在绍兴十六年（1146）之后，他的祖父是太祖五世孙赵子晖，靖康之难后曾经避地婺源，后往临安、江西临江等地。赵师侠虽然出生在南方，但是曾从祖父及其同一辈老人那里听闻旧都掌故，神往于那座自己无缘亲临的城市，坚称自己为“浚仪赵师侠”，“浚仪”是开封旧称，北宋开封城中有浚仪街，有横跨汴河的浚仪桥，浚仪桥西就是开封府，《东京梦华录》四次提及此地。出于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赵师侠刊刻《东京梦华录》，希望观看此书者能够“追念故都之乐”，一起发出“风景不殊”的慨叹。所谓“风景不殊”，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室东渡相关的著名典故：“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在五胡乱华、晋室南迁的黯淡时代，在建康城中站稳了脚跟的高门士族重拾旧时风雅，良辰美日聚在长江边上宴饮。周伯仁遥望北方故土，感叹一声“风景并无不同，江山大不一样”，被勾起了家国情绪的士大夫们纷纷流下眼泪。丞相王导正协助晋元帝司马睿重整山河，严肃批评座中弥漫的消沉情绪：“诸位应当齐心协力辅佐朝廷，恢复中原，何至于如楚囚相对，只知道哭！”作为帝室之胄，赵师侠同样希望《东京梦华录》能够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能够激励他们“勠力王室，克复神州”。这是他看重《东京梦华录》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权要阶层“朱门沉沉按歌舞”、绝口不提恢复大业之时将《东京梦华录》“锓木以广”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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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南宋之世，虽然朝野上下不乏力主恢复中原的志士，却再也未能积聚起克复神州的实力。元初学者刘一清在《钱塘遗事》中论南宋形势，说“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及至宁宗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主持“至险至危”的开禧北伐，兵败身死，则更是“既无恢复之君，亦无恢复之臣”了，宁宗所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宋史·奸臣列传四》），确实也是实话。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签“嘉定和议”，此后宋廷更是苟安成性，达官贵人日益沉溺于“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郎·西湖》）之中，朝野上下文恬武嬉，爱国志士只能归隐，这或许是赵师侠曾经亲眼目睹的悲剧，又岂是一部《东京梦华录》所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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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师侠之后，藏书家、刻书家、研究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身份、兴趣与学识，在《东京梦华录》中读出了不同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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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详记东京“巷陌店肆、节物时好”的价值，比如称其为“梦想东都之录”的南宋藏书家赵希弁、《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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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重《东京梦华录》关于京城宫阙、桥道坊曲的记载，比如《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怀有“弧矢四方之志”，但是由于南北分裂、欲往东京汴梁而不可得，遂以《东京梦华录》为“卧游”之资。至于后世，据明代藏书家毛晋题于《东京梦华录》的跋文，一些文人受到南朝名士画家宗炳“卧游”之论的影响，“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明代坊间书商将这类图书与《东京梦华录》合刻售卖，认为属于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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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黍离之悲、繁华如梦。最典型者如南宋遗民吴自牧，仿照《东京梦华录》体例而作、记述南宋都城临安盛况的《梦粱录》，《自序》中说：“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此与孟元老《自序》“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一脉相承。明代中期开封人李濂致力于寻访辑录北宋东京汴梁遗迹，写成《汴京遗迹志》，在为《东京梦华录》所作跋语中感慨“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余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冲淤，都城胜迹，湮没殆尽，览是录者，能无黍离之悲乎”，他在《东京梦华录》中看到了家乡开封这座城市五百年间的兴衰变迁。又如明代万历年间，浙江嘉兴人沈士龙途经开封，发现“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阖扇，一如武林，心窃怪之”，后来读到《东京梦华录》所载民俗，方才领悟杭州习俗“皆南渡风尚所渐”，不禁发出“繁华过眼，若阿一现，元老梦华，何知后人更作华游”的感叹，所以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借以“梦元老之梦”。明末藏书家毛晋将《东京梦华录》收入《津逮秘书》并写跋文，对此书的评价最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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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少文好山水，爱远游，既因老疾，发“卧游”之论。后来凡深居一室、驰神八遐者辄祖其语，作《梦游》《卧游》以写志，坊间乃与《梦华》合刻。不知《卧游》诸录特作汗漫游耳，若幽兰居士华胥一梦，直以当《麦秀》《黍离》之歌，正未可同玩。况昔人所云“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一时艳丽惊人风景，悉从瓦砾中描画幻相，即令虎头提笔，亦在阿堵间矣。庶几与《洛阳伽蓝记》并传，元老无遗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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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晋以为，箕子途经殷商故墟，感宫室毁坏、遍生禾黍而作《麦秀》之歌，周大夫途经西周镐京，见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悲悯周室颠覆而作《黍离》之诗，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与之同为感慨家国兴亡的悲歌。前人曾以“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形容秦都咸阳离宫别馆穷极奢华之状，《东京梦华录》亦从瓦砾堆中描画出北宋东都盛时艳丽惊人的幻相，艺术手法精妙如大画家顾恺之的点睛之笔，毛晋预言此书将与杨衒之以佛寺兴衰折射北魏历史变迁的《洛阳伽蓝记》一并流传后世。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钱曾阅读《东京梦华录》，感慨尤深，《读书敏求记》中有其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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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华录》十卷，幽兰居士孟元老追叙东京旧游，编次成集，缅想曩昔，如同华胥梦觉，因名《梦华录》。书成于绍兴丁卯，去靖康丙午之明年，又二十一年矣。南渡君臣，其独有故都旧君之思如元老者乎？刘屏山《汴京绝句》“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盖同一寤叹也。予衰迟晼晚，情怀牢落，回首凄然，感慨尤甚于元老。今阅此书，等月光之水，但无人为除去瓦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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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赵师侠提出“其间事关宫禁典礼，得之传闻者，不无谬误”，后世也有对《东京梦华录》的质疑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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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指其记载不全，多所遗漏。较早提出这一观点者，正是关注汴京遗迹的李濂。他认为《东京梦华录》大致“拟宋敏求《东京记》而作”，却远不及宋敏求学问闳博。特别是，孟元老寓京师二十四年，“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俱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所遗漏者抑多矣”（《跋 东京梦华录后》）。胡震亨将《东京梦华录》收入《秘册汇函》丛书并写跋语，在肯定作者“善记风土”之后，也指出“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殿，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认为孟元老之书不仅有遗漏之失，更有肤浅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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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指其故意隐讳，逃避责任。这一说法是由清代中晚期人提出来的，与之相关的所有记载，均出自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收入毛晋旧藏影元钞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时所援引的一段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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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友邓孝先藏道光壬辰常茂徕秋崖钞本。常氏跋云：“艮岳为一时巨观，且以萃天下之名胜，独缺而不书，谢朴园序指为‘为宣和讳’。以余观之，讳诚是矣，而‘为宣和讳’则非。何则？花石之进，为太守朱勔；艮岳之筑，专其事者为户部侍郎孟揆。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推元老之意，亦知其负罪与朱勔等，必为天下后世所共指责，故隐真名而著其字。”孝先谓“揆字元老，无他书为之左证，而前人读书细心处不可掩”云云，爰录其说，以广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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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曾见好友邓孝先所藏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东京梦华录》钞本上有常氏跋语，重点探讨孟元老为何单单不记开封城中最著名的艮岳。常茂徕（1788—1873）是开封人氏，科场屡试不第，喜收拾乡邦文献，曾经注释明末遗老记录明代汴梁景况的《如梦录》。由于过分专注于汴梁史地文献，常茂徕与明代开封人李濂一样，特别在意《东京梦华录》于艮岳“独缺而不书”的问题，李濂以为是元老“遗漏”，常茂徕却欲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见过乾隆时人谢朴园为《东京梦华录》所写序文，文中提出孟元老是“为宣和讳”，即有意避而不谈徽宗为修艮岳而导致国力困竭、以致金兵乘虚灭亡北宋之事。常茂徕认为“讳诚是矣”，不过孟元老并非“为宣和讳”，而是有意避讳自己的罪行，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主持修筑艮岳的孟揆。常茂徕标新立异之语一出，不仅坐实了《东京梦华录》内容方面有所“遗漏”的动机，而且引发了关于《东京梦华录》作者身份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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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兰居士孟元老”是《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自序》中所署之名，“幽兰居士”为其雅号，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元老”其人却不见于宋代正史与其他任何史籍。最早将《东京梦华录》刊刻成书的赵师侠，跋语中只说“幽兰居士记录旧所经历，为《梦华录》”，“余顷侍先大父与诸耆旧，亲承声欬，校之此录，多有合处”，他并未亲见这位“幽兰居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大约成书于1238年以后，书中说“元老不知何人”；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明代中叶的李濂，全都祖述陈氏“不知何人”之说；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虽然学识渊博，也说“元老始末未详”。道光十二年（1832）常茂徕抛出“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正如收藏其钞本的邓孝先所言，“无他书为之左证”；张元济援引其语，也只是赞赏“前人读书细心”而已；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序》则直指其为“奇想天开”，缘于“不甚读书”，学识有限。不过，由于《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末年东京各种事物风貌，成为现当代研究北宋都城建筑、都市文化、音乐戏剧、民俗民风、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所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围绕《东京梦华录》的研究成为一个小热点，学界关于孟元老身份的讨论仍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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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宪易在《孟元老其人》（1980年）一文中，否定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提出：孟元老是孟钺的化名；孟钺是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有服族人，因孟昌龄治河有功而推恩获得开封府仪曹的清闲之职，故而有条件在开封城中“烂赏叠游”二十多年；南宋初年清算孟氏家族罪恶，孟钺于落寞晚景中完成《东京梦华录》，署以“元老”之名。李致忠《〈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2006年）亦主此说，并且进一步论证孟钺实为孟昌龄之孙、“元老”可能是孟钺晚年的官称、孟氏家族为江西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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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传渥在《何人孟元老》（1981年）一文中，同意常茂徕“孟揆字元老”之说，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中三次提及的教坊使孟景初以及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孟揆其实是同一个人，孟揆字景初，一字元老，名、字均取自《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初”与“元”同意，且与“孟”姓有关；他在不同时期担任不同官职，使用了不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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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永文在《孟元老考》（2011年）一文中，按照预设的“五个基本的必备条件”，推论：孟元老是宋代宗室、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五世长孙赵子淔的托名，赵子淔在《东京梦华录》署名时，因排行居长而以“孟”代姓，因系“朝廷忠干之臣”而以“元老”自居；南宋另一部旧署“百岁寓翁”的笔记《枫窗小牍》也出自赵子淔之手，此书与《东京梦华录》内容颇多相似，同题互见，详略互补，是作者有意使用同一题材而写成的雅、俗两个版本；赵子淔承袭宋代文人推崇兰花的趣味，故以“幽兰居士”自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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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何兆泉发表《〈东京梦华录〉作者问题考辨》，通过对比孟元老《自序》与史料所载赵子淔的生卒年代，否定了孟元老为赵子淔托名之说；通过分析孟昌龄家族在南宋初年的境遇以及孟昌龄在开封的住宅等信息，否定了孟元老为孟昌龄族人孟揆或孟钺之说；也以身份差异悬殊，否定了孟元老即为孟景初之说。此外，作者认为怀疑孟元老系伪托之名的理由同样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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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虽然众说纷纭，诸家研究思路却大体相同：借助孟元老《自序》中的信息，界定其人的大体生活年代；提取、分析《东京梦华录》中“遗漏”或“详记”的信息，推测作者的身份特点与写作动机；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搜集、整合史料中关于两宋之际宗室名臣、禁从显官的记载，或对号入座、证明孟元老是某一个人，或者推翻之前的某个结论。截至目前来看，试图用这种方法破解孟元老身份之谜，由于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反而容易陷入按图索骥、张冠李戴的误区，甚至有可能影响对《东京梦华录》文本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