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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朝廷盛大典礼活动。《东京梦华录》后五卷集中描写元旦朝会、上元节皇帝御宣德楼观灯“与民同乐”、三月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诸军百戏、天宁节集英殿大宴、南郊大礼以及除夕之夜禁中大傩仪等重大礼仪活动。其中“元旦朝会”一条全文490余字，详记举行大朝会时的殿庭仪仗与朝会流程，尤其重点描写诸国使人的服饰与礼仪、宋廷安置各国使臣的馆驿与接待情况，以及大辽使人诣大相国寺烧香及南御苑射弓的礼仪。这种描写前所未有，如果作者不是谙熟朝廷礼仪且有机会做近距离观察，很难想象可以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因而被南宋初年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全文抄录。上元节观灯，由“元宵”等四个条目组成，总计约2000余字；金明池观水戏与百戏，更占用了第七卷除“清明节”以外的全部篇幅，包括八个条目，总计约3800字；庆祝徽宗生日天宁节的典礼虽然只有两条，但是“入内上寿”单条就多达1800余字，是全书最长的一条，可谓重中之重，宫廷燕乐是描写重点；南郊大礼包括九个条目、将近2700字的篇幅，核心条目“驾诣郊坛行礼”的记录重点则是大晟府新制宫廷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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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是：孟元老不记艮岳等园囿宫殿，一定是出于掩饰自己或家族的罪行吗？用官衔称呼徽宗朝的权要，一定是出于尊敬吗？详记朝廷典礼，尤其是对饮食、仪卫与乐舞活动靡不赅载、细致入微，只是因为作者对这些领域特别熟悉或怀有特殊兴趣吗？作者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他所记录的民风民俗是长期传承，但是那些重要典礼活动，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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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序》，《东京梦华录》偶尔使用“大观”“政、宣”指称一个时间段，没有明确提及任何时间，但是有些事件的年代是可以通过查证史料加以确认的，比如卷一所记“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的东京外城，这是政和六年（1116）以后的景观，因为本年度朝廷启动了北宋立国以来东京外城的第三次大规模维修；比如“皇太子纳妃”，这不是通用性的礼仪介绍，而是北宋百余年间仅此一例的世纪婚礼，即徽宗所立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发生在政和六年；比如“元旦朝会”，徽宗朝一共举行过三次元旦朝会，分别是大观二年（1108）、政和八年（1118）、宣和六年（1124），本条最后说“人使朝辞。朝退，内前灯山已上彩”，而“元宵”描写灯山上金书大牌写着“宣和与民同乐”，综合来看，孟元老所记应为宣和六年（1124)元旦朝会，也是北宋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大朝会；比如“驾幸琼林苑”中说苑里遍植“闽、广、二浙所进南花”，这应是政和六、七年以后才有的景观，因为从这时候开始，福建、二广效仿东南地区，加入进奉花石的行列，南花才被移植到了东京城中；南郊大礼后皇帝行恭谢之礼的景灵西宫，建成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除此之外，孟元老留下许多提示时间的线索，主要包括官职、服饰与建筑等，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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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天宁节”：“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据《宋史》，修武郎，政和二年（1112）由内殿崇班改名；宣教郎旧称宣德郎，政和四年（1114）改；“入内上寿”说是在集英殿，政和五年（1115）集英殿改名右文殿。综合宴会所用大晟府新制“竹部”乐器“篪”、新创徵招调“中腔”及“踏歌”等新乐调来看，所记可能是政和四年（1114）庆祝徽宗三十三岁生日的天宁节大宴，孟元老用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浓墨重彩描绘者，正是大晟乐最初应用于宫廷燕乐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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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记南郊大礼。徽宗在位期间一共进行过八次南郊大礼，《东京梦华录》所记发生在哪一年？“驾诣郊坛行礼”说圜丘坛“坛高三层”，是一个重要提示信息。自北宋立国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南郊圜丘坛均为四层坛面的祭坛；政和三年议筑新坛，用阳数建“圜坛三成”，徽宗下诏“候过今次大礼施行”，即从政和六年（1116）开始启用。在记录坛前所设宫架乐时，孟元老不提乐器名称，只留下相当奇怪的描述：“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这些乐器其实是大晟琴、瑟、篪、埙、笙竽、箫等，无一不是刘昺新增或改制的大晟乐器；介绍武舞引舞时，则说“比文舞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这些同样也是大晟府新增“金部”乐器，是根据古器物制作出来的金、金镯、金铙、金铎，合称“四金”。据此可知，孟元老记录“驾诣郊坛行礼”，大晟雅乐在南郊大礼中的应用，是重点所在。接下来的“下赦”一条，提到“通事舍人得赦宣读”，政和六年（1116）以后改通事舍人为宣赞舍人，这一官职实际上框定了南郊大礼的年代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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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京梦华录》中以最诡异方式留下年代暗示的，是上元节观灯。上元节观灯是北宋立国之初就确定下来的重要节日庆典活动，被视为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方式，徽宗更将其发展为几乎绵延一月的狂欢，《东京梦华录》以“元宵”“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以及“十六日”四个条目、总计2000余字的篇幅，对此做了全方位、多角度、连续性的报道。但是，正月十五日，“宣和与民同乐”的正日子，标题却是“驾诣上清宫”，正文只有“十五日，诣上清宫，亦有对御。至晚回内”15个字。正月十五，皇帝理应早膳之后登上宣德楼，御座临轩，让百姓得以“瞻见天表”，并在一整天里主持宴会、观看表演、放赦罪人，为什么反倒白天去了上清宫、夜晚回宫再不出现？十五日，繁华汴梁城中最璀璨的夜晚，为什么在孟元老笔下显得无比冷清，呈现出一片空白与沉默？理应安排在十五日的节目，为什么集体出现在“十六日”的条目之下？查阅徽宗宣和年间的史料笔记，方才发现，孟元老有意用一片反常的空白与沉默，暗示此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看清这个秘密，《东京梦华录》这部书将会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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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1100年2月23日）徽宗即位，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126年1月18日）徽宗内禅。在其执政期间，确实曾有一个上元之夜，酷爱上元观灯的宋徽宗因为一件令他极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一反常态，没有出现在宣德楼上，这一天是宣和六年正月十五（1124年2月2日）。白天，他独自登宣德楼看开封府决遣罪犯，楼下人群中突然跳出一个貌似寺院学徒僧的黑衣人，指着他大声怒斥：“就是你吗？你有什么神力，胆敢破坏我们的佛教？今天我告诉你，报应就快到了！连我都不怕你，你岂能破坏诸佛与菩萨？”徽宗惊怒交加，命开封府就地严刑审讯，此人却一语不发，也不见丝毫痛苦之状；徽宗又召来善行天法的法师，法师也对其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处死了事。蔡京之子蔡絛《铁围山丛谈》详记此事，说“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孟元老则说不开心的皇帝当天去了上清宫。上清宝箓宫建于政和五年（1115），里面住着大批道士，是徽宗进行斋醮活动的场所，徽宗被册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成为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的君主，也在此地。上清宝箓宫有复道直通皇宫，艮岳就建在这座宫殿的东面。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发生在宣德楼下的意外事件，正是源于徽宗大规模崇奉道教、贬抑佛教的政策；孟元老不是简单记录东京承平年代的元宵盛况，而是用一种极其隐晦的特殊手法，写出了徽宗朝大兴道教的重要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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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用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东京梦华录》，会发现这部书表面上在写东京的城市街巷、河道桥梁、宫寺第宅、园林苑囿、朝廷盛典、节物时好、民俗民风，无不展现着北宋末年东京汴梁令人难以置信的繁华。但是，种种繁华表象之下，是孟元老二十余年目睹的桩桩件件时事；在《东京梦华录》以地理志、民俗志形式建立起的表层叙事之下，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叙事体系，需要用徽宗朝的历史事件去做填充。表层与底层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繁华之下，正是百年繁华一旦兵火皆成梦幻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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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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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是一部当代史，以东京汴梁城为描写对象，是铺展在东京城中的北宋最后二十余年的历史。孟元老在《自序》中说：“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崇宁”是宋徽宗继“建中靖国”之后所使用的第二个年号，“癸未”是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作者说“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又说在天子脚下逐渐长大自立，则其初到京师可能是童少时期，他有可能出生在1095年前后。他随父亲居住在开封城西部的金梁桥西夹道以南，临近汴河，桥下有酒楼刘楼，向东不远处有接待西夏使者的都亭西驿、州西瓦子和蔡京赐第，向南不远是通往金明池的西向御街。他在东京城中生活了二十四年，靖康丙午年（1126）金兵首围开封，正月初七之夜猛攻汴河西水门，李纲率众抵抗，于汴河中流排置杈木并运蔡京家的山石堵塞门道，士兵应即往来行动于孟元老的住宅附近，他有可能亲见当时极度紧张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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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又说：“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靖康丙午之明年”为公元1127年，本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干支纪年是“丁未”，孟元老离京南下时，可能不到四十岁。《自序》落款是“绍兴丁卯岁”（1147），推测他有可能正是在绍兴丙寅年、靖康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作《东京梦华录》，是五十多岁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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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看，《自序》写于除夕之夜，《东京梦华录》最后一条正是“除夕”；从空间来看，首条“东京外城”介绍的第一座城门是南薰门，最后一条“除夕”禁中大傩仪则是埋祟于南薰门外。《东京梦华录》的体例与结构，应该出自孟元老苦心孤诣的设计；书中所记内容，经过作者的精心组织与筛选。孟元老在《自序》中说：“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如果将他有意重叠压缩的记忆拉伸为一条时间轴，在《自序》华丽的骈体文辞与《东京梦华录》鄙俚琐碎的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到以下场景、事件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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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二年（1103）他初到东京，看到御街西侧的景灵西宫和南郊的太学（辟雍）均在此前一两年间落成，提议者为蔡京，主持营建者应为将作监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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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三年（1104）三月，置文绣院；九月，童贯赐第京师；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北宋自此改“南郊合祭天地”为“南北郊分祭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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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四年（1105）正月，以内侍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用蔡京推荐的方士魏汉津之说铸成九鼎，建起专门安放九鼎的九成宫；八月，铸成为全国音乐定调的景钟，赐新乐名为“大晟”，在景灵东宫以南置府建官；此后，汴京南郊规模宏大的铸造场陆续铸成大批乐器与礼器，单是大晟编钟就有12套336枚之多。朱勔于本年开始领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编成“花石纲”运送京师，并进奉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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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二年（110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己未，蔡京进位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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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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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以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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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三年（1113），诏命迁走军营与百官房舍，腾出地建保和殿，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四月动工，九月落成，殿中分置经史典诰、三代古器、古今书画、琴阮笔砚，供皇帝万机之余怡情养性；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车驾行至南薰门外玉津园附近时，皇帝与执绥以备顾问的宠臣蔡攸看见天神降临，蔡京奏请载入史册。本次郊祭结束之后，开始动工改建沿用百余年的四层郊坛，青城斋宫亦应在此期间改由土木建造，主持者应为此前负责北郊方坛修筑工程的杨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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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四年（1114）十月十日，每年一度的天宁节，集英殿举行盛大宫宴，但是本年宴会出现新变化，徽宗诏令将历时十年制成的大晟乐用于宫廷燕乐，孟元老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详细记入《东京梦华录》中。大约从本年开始，朝廷准备修建明堂，皇城东南一带开始拆迁，秘书省迁至宣德门以东，左藏库迁至天汉桥东北；因为工程浩大，赴各地采买、转运材料的工作陆续启动，分批纲运到京，河道繁忙。五年（1115），明堂动工，七年（1117），明堂落成。首倡并主持其事的太师、鲁国公蔡京进封陈、鲁国公，童贯、梁师成、蔡攸等人皆因明堂落成推赏而获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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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五年（1115），东京内城北墙的景龙门以东，建起了上清宝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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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六年（1116），东京外城大修工程启动，同时重新规划与修缮城内的军铺，御街安设杈子、砌排水沟，宣和年间又种植花木；六月二十一日，此前一年册立的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盛大的卤部仪仗行进在东京城中，这是北宋立国至此一百五十多年间仅此一见的婚礼；八月丁亥皇帝“幸蔡京第”；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这是新建三层圜丘坛首次启用，典礼用乐开始使用大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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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七年（1117）正月，南郊大礼中负责仪仗与安保的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升任太尉；四月，皇帝暗示道箓院上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全国掀起自真宗朝之后又一轮崇奉道教的新高潮，崔府君被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倾城男女响应诏令，争相负土献土，助修祭祀二郎神的神保观。此外，政和年间，在琼林苑东南隅创筑了几十丈高的华觜冈，政和六、七年间，闽、广、二浙一带进奉的南花开始移入琼林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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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八年（111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本年扩建了大内宣德门，建成了北太一宫；徽宗第四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五子蔡鞗。徽宗所生三十四女，至少九位在北宋最后十年之间陆续出嫁，另有哲宗两女及神宗幼女也在徽宗执政期间结婚，正如孟元老所说“频观公主下降”，皇家婚礼是当时东京城中的常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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