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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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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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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五年（1123）四月，葆真宫落成，成为上元之夜张灯供赏的宫殿之一；十一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大醉不能语，凌晨时分才在十几位内官护持下开龙德宫复道小墙回到皇宫，亲兵卫队不知皇帝去向，整晚齐集教场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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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此为北宋最后一次举行正旦大朝会，《东京梦华录》记录典礼场景；正月十五日，宣德楼下发生寺院学徒僧诟骂事件，“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东京梦华录》记载本年观灯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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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1125年12月15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皇帝降坛之时，金军入寇的紧急军报已经传至汴梁，“左右秘之不以闻，恐妨恭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七年》）；皇帝返回青城斋宫接受百官祝贺之时，有鸱鸮立在殿宇上鸣叫，仿佛与赞拜之声相应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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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围开封。二十五日，宋廷用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出城迎战，金人击溃这群乌合之众，趁乱攻占陈州门，开封陷落。三十日，钦宗车驾出南薰门，赴金人驻扎的青城斋宫纳降，十二月一日举行仪式，北宋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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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元旦，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二酋；正月初十，钦宗再赴青城，被扣留；正月十二日，金人索要上元灯，一日之内，东京所有宫殿、寺观、正店的上元灯饰征求殆尽；正月十五上元节，完颜宗望在屯驻地刘家寺放上元，请帝观灯，教坊乐人奏乐，艺人呈百戏。三月底、四月初，金人迫使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室、百官、工匠北迁，12世纪上半叶东亚最繁华的汴梁城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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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孟元老来说，《梦华录》的读者，不仅包括“妄生不然”的后生晚辈，更包括能为其“补缀周备”的“乡党宿德”。与孟元老一样，这些人曾经享受北宋京城辇毂之下的承平与繁华、品味酒酣梦醒之际莫名袭来的新愁与幽恨、亲历金兵两度围城之时的饥饿与恐惧、见证北宋王朝的悲惨与屈辱……南宋初年赵甡之著《中兴遗史》，引用《梦华录》“元旦朝会”作为“旧制”，展现昔日大宋天威，然后书写史事：“是岁围城中遇正旦，而命亲王就虏帐中致贺。都人伤感，继之以泣。”《东京梦华录》诞生初期的读者，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表层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这种联想，对于他们，书中那座城池的巍峨与破败、那些街市的繁华与萧条、那些宅第园林的兴盛与毁灭，以及宅第园林主人的炙手可热与万民唾弃，都是不可分割的记忆、无须解释的共识。这部书首先是为他们而写的，孟元老希望“避地江左”的这些人能够痛定思痛，记清那些事实与教训。至于所谓“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究竟会对这些长辈提出怎样的质疑呢？是问“你们吹嘘的当时之盛，怎么可能繁盛到那般程度”，还是“既有当时之盛，何以沦落至此”？恐怕应该是后者，那么《东京梦华录》既然让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自然也会引人思索那个盛世何以变成了梦中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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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以北宋首都东京为记述对象，前三卷以记城市地理为主，类似地理志，传统目录学家如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也均将此书系于“地理类”；第四、五卷主要记东京城市中的衣食住行、民俗民风，第六至第十卷以时间为序，穿插记录节令节日习俗与朝廷重要庆典，类似岁时记或风土记，却不关注各种风俗的来源；类似礼仪志或仪卫志，却不追求礼仪程序与仪仗卫队的完整全面介绍。尤其是作为标题的“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之类表述，倒很像正史“本纪”依照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的体例。而其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蕴含深意，则像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将同一事件拆解、分散于全书的不同条目，又酷似刘知幾在《史通》里论《史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互见之法”；通过官制、乐器、服饰等细节变化来暗示时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了避免坐实“朝代年纪”触犯时忌而信手虚构官职、绝不描写成年男子服饰的做法截然相反，惨淡经营的苦心却同出一理、如出一辙……孟元老为什么要采取如此隐晦的手法，而不效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佛寺盛衰写国家兴亡，通过记录“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因事而见“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以致遭到胡震亨等人的非议与轻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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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史学研究应以“历史理解之同情”为基本原则，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进行思考与评价，这不仅是公允的前提，也是科学的基础。理解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也应回到他写作此书的时代，两宋历史上一个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秦桧为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进封秦、魏两国公，太师与两国公，这是当年蔡京曾经享有的官职与封号。秦桧权倾朝野，粉饰太平，自绍兴十四年（1144）开始大兴文字狱，下令禁止野史，鼓励举报，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自跋》中回忆当时“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许多私人著述不敢留存，“悉化为烟雾”。孟元老完成《东京梦华录》的绍兴十七年（1147）正当文禁高潮，而且无行文人开始撰文赞美时政，刮起颂咏献媚之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方才告一段落。也许“渐入桑榆”的孟元老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走过这段黑暗岁月，“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故而创造出这样一部“梦华体”的史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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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孟元老所效法者并非宋敏求的《京城记》，或许他曾受启发于李格非以洛阳园圃兴废见天下治乱盛衰的《洛阳名园记》，他所祖述的是《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是《史记》“互文见义”的手法。后世真正传承了《东京梦华录》精神的著作，并非全面模仿其体例的《梦粱录》，也许竟是“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孟元老深恐读者无法领会书中隐曲，在《序文》中借“后生”之口留下不合理的质疑，在正文中留下“元宵节”这样反常的记录。遗憾的是，这种过于委婉的隐微写作手法，到底使得《东京梦华录》成为一本被误读的书，对它的误读，也许从赵师侠希望以此书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的感叹就开始了。如果读不出《东京梦华录》繁华之下的历史教训，何止“克复神州”将是空梦，就连偏安江南也只能成为另一场华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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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连《东京梦华录》的作者是否姓孟都无法确定，但是可以理解他以“幽兰居士”为号的用意。他在南方的生活并不如意，故而以“古之君子”自期，虽然自伤沦落、怀才不遇，却不改其兰草一般的高洁志趣。东汉蔡邕所作《琴操》中有《猗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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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隐谷之中，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乃止车援琴鼓之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自伤不逢时，托辞于芗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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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兰操》相传为孔子所作琴曲歌辞，其中“逍遥九州，无所定处”，颇似孟元老遭逢乱离、流落南方的境遇；“世人暗蔽，不知贤者”，或许隐喻其在政治上的有志难伸；“年纪逝迈，一身将老”，则正与“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相吻合。我们无从知晓孟元老的身份与仕宦经历，但是观其《东京梦华录》一书，特详于朝廷庆典、宫廷音乐以及教坊演出等活动，尤其是卷九“入内上寿”详记徽宗倾全力改制的大晟乐“施于燕享”的场景，卷十“驾诣郊坛行礼”一条中重点介绍的那些乐器，全都是大晟乐府新增及改制者。孟元老在宫廷典礼用乐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敏感、热情与专业眼光，他在徽宗时期所任官职很可能与此有关，或许本人也是精通琴艺者，“幽兰居士”的雅号应即来自《猗兰操》。唐代大文豪韩愈亦曾弹奏此曲，心有所感，也写了一首《幽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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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荠麦之茂，荠麦之有；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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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似乎在与孔子对话，他在琴曲中听懂了孔子的“贤者不逢时”，宽慰以“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他理解了孔子的喟叹与感伤，坚定地说“君子之伤，君子之守”。“情绪牢落，渐入桑榆”的孟元老，应该也是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理解《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创作动机与目的，不应抛开志趣高远的《幽兰操》与“幽兰居士”这个雅号，这是作者有意留给世人的自我形象，也是解读《东京梦华录》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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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不是地理志，所谓的不记艮岳以及其他害民工程，作者可能认为艮岳与北宋衰亡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不必强调；并不全面记录东京城内的寺庙宫观，书中记录的建筑可能是作者有意挑选的结果，这些建筑，关联着北宋末年宗教、政治、军事或宫廷中的重要事件。至于对蔡京等人称呼官职，并非出于尊敬心理，而是表明谴责之意，一方面是谴责这些人弄权祸国，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指徽宗朝的滥封官职。最典型者，蔡京、童贯所任太师之职，据《宋史·职官志一》，“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有官称而不设官员，只是作为授予宰相、亲王、使相的加官，作为荣誉而并不真领职事；尤其是太师，更被视为“异数”，北宋徽宗以前一百四十多年中，只有开国元勋赵普和历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累朝耆德”文彦博，在退休时“特拜”太师之职。徽宗时期官制复古，崇宁三年（1104）开始“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蔡京成为首位“以三公任真相”者；到宣和末年有太师三人，即蔡京、童贯和徽宗第二任皇后郑皇后的父亲郑绅。《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直截了当地说“三公、三师，官之滥授，莫甚于宣和以来，所授者皆非其人，固不待言，而名体尤有未正者”，以宦官童贯为太师，“是以厮役为师傅也”。高宗渡江后，官至太师者，正是势焰熏天的秦桧。其他类似问题，尽量在每个条目的题解与注释中做出回答，此处不复逐一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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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对诸多研究领域的价值自不待言，历来却是公认“难注”甚至“难读”之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诸如书中大量使用宋元口语；包含许多首次出现的词汇；卷五“京瓦伎艺”以及散布书中的艺术表演内容，戏曲或曲艺研究者甚至对如何断句都未能形成统一认识，对于表演形式的研究更有待发展；卷二“饮食果子”以及散见书中、像“报菜名”一样的各类食物名称，同样存在如何断句问题，遑论弄清食材与制作方法；与仪卫、典礼等相关的服饰、器物等名称，也是注释的难点所在。对于以上类型的难点，我在注释中尽量全面参考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姜汉椿《东京梦华录全译》等注释本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择善而从，限于本书篇幅与体例，恕不能详列参考文献的名称。本次注释尤其重视与徽宗时期相关的历史事件，重新注释了此前注家所忽略、简注或误注的一些词汇，比如“龙骧将军”“旱教”“虾蟆亭”“景钟”“素队”“椽烛”“次黄龙”等。之所以将“注释事件”作为重点，与对《东京梦华录》一书性质的重新认识直接相关，准确地说，正是在“索隐”词语背后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发现此书可能存在特殊的写作方式，它可能是一本被“误读”的书。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亦困惑，也给注释与题解工作造成极大困扰。在此过程中，幸得责编周旻女士一直与我沟通探讨，幸得恩师李山教授提点我注意“隐微写作”这种方式，方有信心和勇气调整工作重点，最终使这一极其艰难的工作得以告一段落。我要特别感谢周旻，一遍一遍细读我分批提交的零乱稿件，容忍我一次一次进行修改，反复核对每一条文献出处与引文内容，改正了稿件中许许多多的错误。我要感谢同门毛瑞方、李鹏、徐德琳、王海燕、何汉杰、熊瑞敏、李喆、谢辉、吕亚非，感谢当年舍友胡淳艳以及我的学生彭巍巍、李煜、刘祥吉、罗啟超、赵子龙、王宇芃、任笑潮等人，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给我启发与帮助，解我困惑，助我走出迷津。能在2020年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完成此书，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给我提供了安稳的环境与生活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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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东京梦华录》做注的想法由来已久，起因于多年之前与周旻合作《书里书外·序跋》一书，由于素来偏爱孟元老《自序》独特的文风与情感，我将此文选入书中，并向周旻提起注释《东京梦华录》的愿望，希望借此机会神游于千年前的梦幻之城。但是，注释《东京梦华录》的过程演变成类似对层层叠压的开封城的考古，把一部世所公认的都城志解读成为“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却是我所始料未及。限于时间、学识与精力，尚有许多疑点未能深入探求与解析，也定有许多讹误不当甚至穿凿之处，套用幽兰居士孟元老的话，倘遇大方之家补缀周备，不胜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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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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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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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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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从先人宦游南北①，崇宁癸未到京师②，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③。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④，太平日久，人物繁阜⑤，垂髫之童⑥，但习鼓舞⑦；斑白之老⑧，不识干戈⑨。时节相次⑩，各有观赏：灯宵月夕⑪，雪际花时⑫，乞巧登高⑬，教池游苑⑭。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⑮，宝马争驰于御路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⑰，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⑱。八荒争凑⑲，万国咸通⑳。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21)；会寰区之异味(22)，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23)；箫鼓喧空(24)，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25)，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26)，拜郊孟享(27)。频观公主下降(28)，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29)，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30)，内省宴回(31)；看变化则举子唱名(32)，武人换授(33)。仆数十年烂赏叠游(34)，莫知厌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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