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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又说:“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靖康丙午之明年”为公元1127年,本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干支纪年是“丁未”,孟元老离京南下时,可能不到四十岁。《自序》落款是“绍兴丁卯岁”(1147),推测他有可能正是在绍兴丙寅年、靖康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作《东京梦华录》,是五十多岁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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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看,《自序》写于除夕之夜,《东京梦华录》最后一条正是“除夕”;从空间来看,首条“东京外城”介绍的第一座城门是南薰门,最后一条“除夕”禁中大傩仪则是埋祟于南薰门外。《东京梦华录》的体例与结构,应该出自孟元老苦心孤诣的设计;书中所记内容,经过作者的精心组织与筛选。孟元老在《自序》中说:“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如果将他有意重叠压缩的记忆拉伸为一条时间轴,在《自序》华丽的骈体文辞与《东京梦华录》鄙俚琐碎的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到以下场景、事件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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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二年(1103)他初到东京,看到御街西侧的景灵西宫和南郊的太学(辟雍)均在此前一两年间落成,提议者为蔡京,主持营建者应为将作监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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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三年(1104)三月,置文绣院;九月,童贯赐第京师;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北宋自此改“南郊合祭天地”为“南北郊分祭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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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四年(1105)正月,以内侍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用蔡京推荐的方士魏汉津之说铸成九鼎,建起专门安放九鼎的九成宫;八月,铸成为全国音乐定调的景钟,赐新乐名为“大晟”,在景灵东宫以南置府建官;此后,汴京南郊规模宏大的铸造场陆续铸成大批乐器与礼器,单是大晟编钟就有12套336枚之多。朱勔于本年开始领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编成“花石纲”运送京师,并进奉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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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二年(110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己未,蔡京进位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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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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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以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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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三年(1113),诏命迁走军营与百官房舍,腾出地建保和殿,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四月动工,九月落成,殿中分置经史典诰、三代古器、古今书画、琴阮笔砚,供皇帝万机之余怡情养性;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车驾行至南薰门外玉津园附近时,皇帝与执绥以备顾问的宠臣蔡攸看见天神降临,蔡京奏请载入史册。本次郊祭结束之后,开始动工改建沿用百余年的四层郊坛,青城斋宫亦应在此期间改由土木建造,主持者应为此前负责北郊方坛修筑工程的杨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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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四年(1114)十月十日,每年一度的天宁节,集英殿举行盛大宫宴,但是本年宴会出现新变化,徽宗诏令将历时十年制成的大晟乐用于宫廷燕乐,孟元老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详细记入《东京梦华录》中。大约从本年开始,朝廷准备修建明堂,皇城东南一带开始拆迁,秘书省迁至宣德门以东,左藏库迁至天汉桥东北;因为工程浩大,赴各地采买、转运材料的工作陆续启动,分批纲运到京,河道繁忙。五年(1115),明堂动工,七年(1117),明堂落成。首倡并主持其事的太师、鲁国公蔡京进封陈、鲁国公,童贯、梁师成、蔡攸等人皆因明堂落成推赏而获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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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五年(1115),东京内城北墙的景龙门以东,建起了上清宝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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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六年(1116),东京外城大修工程启动,同时重新规划与修缮城内的军铺,御街安设杈子、砌排水沟,宣和年间又种植花木;六月二十一日,此前一年册立的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盛大的卤部仪仗行进在东京城中,这是北宋立国至此一百五十多年间仅此一见的婚礼;八月丁亥皇帝“幸蔡京第”;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这是新建三层圜丘坛首次启用,典礼用乐开始使用大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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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七年(1117)正月,南郊大礼中负责仪仗与安保的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升任太尉;四月,皇帝暗示道箓院上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全国掀起自真宗朝之后又一轮崇奉道教的新高潮,崔府君被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倾城男女响应诏令,争相负土献土,助修祭祀二郎神的神保观。此外,政和年间,在琼林苑东南隅创筑了几十丈高的华觜冈,政和六、七年间,闽、广、二浙一带进奉的南花开始移入琼林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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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八年(111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本年扩建了大内宣德门,建成了北太一宫;徽宗第四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五子蔡鞗。徽宗所生三十四女,至少九位在北宋最后十年之间陆续出嫁,另有哲宗两女及神宗幼女也在徽宗执政期间结婚,正如孟元老所说“频观公主下降”,皇家婚礼是当时东京城中的常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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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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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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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五年(1123)四月,葆真宫落成,成为上元之夜张灯供赏的宫殿之一;十一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大醉不能语,凌晨时分才在十几位内官护持下开龙德宫复道小墙回到皇宫,亲兵卫队不知皇帝去向,整晚齐集教场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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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此为北宋最后一次举行正旦大朝会,《东京梦华录》记录典礼场景;正月十五日,宣德楼下发生寺院学徒僧诟骂事件,“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东京梦华录》记载本年观灯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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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1125年12月15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皇帝降坛之时,金军入寇的紧急军报已经传至汴梁,“左右秘之不以闻,恐妨恭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七年》);皇帝返回青城斋宫接受百官祝贺之时,有鸱鸮立在殿宇上鸣叫,仿佛与赞拜之声相应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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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围开封。二十五日,宋廷用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出城迎战,金人击溃这群乌合之众,趁乱攻占陈州门,开封陷落。三十日,钦宗车驾出南薰门,赴金人驻扎的青城斋宫纳降,十二月一日举行仪式,北宋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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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元旦,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二酋;正月初十,钦宗再赴青城,被扣留;正月十二日,金人索要上元灯,一日之内,东京所有宫殿、寺观、正店的上元灯饰征求殆尽;正月十五上元节,完颜宗望在屯驻地刘家寺放上元,请帝观灯,教坊乐人奏乐,艺人呈百戏。三月底、四月初,金人迫使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室、百官、工匠北迁,12世纪上半叶东亚最繁华的汴梁城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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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孟元老来说,《梦华录》的读者,不仅包括“妄生不然”的后生晚辈,更包括能为其“补缀周备”的“乡党宿德”。与孟元老一样,这些人曾经享受北宋京城辇毂之下的承平与繁华、品味酒酣梦醒之际莫名袭来的新愁与幽恨、亲历金兵两度围城之时的饥饿与恐惧、见证北宋王朝的悲惨与屈辱……南宋初年赵甡之著《中兴遗史》,引用《梦华录》“元旦朝会”作为“旧制”,展现昔日大宋天威,然后书写史事:“是岁围城中遇正旦,而命亲王就虏帐中致贺。都人伤感,继之以泣。”《东京梦华录》诞生初期的读者,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表层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这种联想,对于他们,书中那座城池的巍峨与破败、那些街市的繁华与萧条、那些宅第园林的兴盛与毁灭,以及宅第园林主人的炙手可热与万民唾弃,都是不可分割的记忆、无须解释的共识。这部书首先是为他们而写的,孟元老希望“避地江左”的这些人能够痛定思痛,记清那些事实与教训。至于所谓“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究竟会对这些长辈提出怎样的质疑呢?是问“你们吹嘘的当时之盛,怎么可能繁盛到那般程度”,还是“既有当时之盛,何以沦落至此”?恐怕应该是后者,那么《东京梦华录》既然让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自然也会引人思索那个盛世何以变成了梦中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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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以北宋首都东京为记述对象,前三卷以记城市地理为主,类似地理志,传统目录学家如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也均将此书系于“地理类”;第四、五卷主要记东京城市中的衣食住行、民俗民风,第六至第十卷以时间为序,穿插记录节令节日习俗与朝廷重要庆典,类似岁时记或风土记,却不关注各种风俗的来源;类似礼仪志或仪卫志,却不追求礼仪程序与仪仗卫队的完整全面介绍。尤其是作为标题的“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之类表述,倒很像正史“本纪”依照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的体例。而其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蕴含深意,则像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将同一事件拆解、分散于全书的不同条目,又酷似刘知幾在《史通》里论《史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互见之法”;通过官制、乐器、服饰等细节变化来暗示时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了避免坐实“朝代年纪”触犯时忌而信手虚构官职、绝不描写成年男子服饰的做法截然相反,惨淡经营的苦心却同出一理、如出一辙……孟元老为什么要采取如此隐晦的手法,而不效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佛寺盛衰写国家兴亡,通过记录“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因事而见“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以致遭到胡震亨等人的非议与轻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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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史学研究应以“历史理解之同情”为基本原则,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进行思考与评价,这不仅是公允的前提,也是科学的基础。理解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也应回到他写作此书的时代,两宋历史上一个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秦桧为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进封秦、魏两国公,太师与两国公,这是当年蔡京曾经享有的官职与封号。秦桧权倾朝野,粉饰太平,自绍兴十四年(1144)开始大兴文字狱,下令禁止野史,鼓励举报,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自跋》中回忆当时“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许多私人著述不敢留存,“悉化为烟雾”。孟元老完成《东京梦华录》的绍兴十七年(1147)正当文禁高潮,而且无行文人开始撰文赞美时政,刮起颂咏献媚之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方才告一段落。也许“渐入桑榆”的孟元老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走过这段黑暗岁月,“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故而创造出这样一部“梦华体”的史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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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孟元老所效法者并非宋敏求的《京城记》,或许他曾受启发于李格非以洛阳园圃兴废见天下治乱盛衰的《洛阳名园记》,他所祖述的是《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是《史记》“互文见义”的手法。后世真正传承了《东京梦华录》精神的著作,并非全面模仿其体例的《梦粱录》,也许竟是“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孟元老深恐读者无法领会书中隐曲,在《序文》中借“后生”之口留下不合理的质疑,在正文中留下“元宵节”这样反常的记录。遗憾的是,这种过于委婉的隐微写作手法,到底使得《东京梦华录》成为一本被误读的书,对它的误读,也许从赵师侠希望以此书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的感叹就开始了。如果读不出《东京梦华录》繁华之下的历史教训,何止“克复神州”将是空梦,就连偏安江南也只能成为另一场华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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