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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又说：“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靖康丙午之明年”为公元1127年，本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干支纪年是“丁未”，孟元老离京南下时，可能不到四十岁。《自序》落款是“绍兴丁卯岁”（1147），推测他有可能正是在绍兴丙寅年、靖康之变二十周年的时候开始动笔写作《东京梦华录》，是五十多岁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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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看，《自序》写于除夕之夜，《东京梦华录》最后一条正是“除夕”；从空间来看，首条“东京外城”介绍的第一座城门是南薰门，最后一条“除夕”禁中大傩仪则是埋祟于南薰门外。《东京梦华录》的体例与结构，应该出自孟元老苦心孤诣的设计；书中所记内容，经过作者的精心组织与筛选。孟元老在《自序》中说：“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如果将他有意重叠压缩的记忆拉伸为一条时间轴，在《自序》华丽的骈体文辞与《东京梦华录》鄙俚琐碎的记录中，大体可以看到以下场景、事件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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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二年（1103）他初到东京，看到御街西侧的景灵西宫和南郊的太学（辟雍）均在此前一两年间落成，提议者为蔡京，主持营建者应为将作监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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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三年（1104）三月，置文绣院；九月，童贯赐第京师；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北宋自此改“南郊合祭天地”为“南北郊分祭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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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四年（1105）正月，以内侍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用蔡京推荐的方士魏汉津之说铸成九鼎，建起专门安放九鼎的九成宫；八月，铸成为全国音乐定调的景钟，赐新乐名为“大晟”，在景灵东宫以南置府建官；此后，汴京南郊规模宏大的铸造场陆续铸成大批乐器与礼器，单是大晟编钟就有12套336枚之多。朱勔于本年开始领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编成“花石纲”运送京师，并进奉金明池水戏所用大小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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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二年（110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己未，蔡京进位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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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四年（1110）十一月，皇帝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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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以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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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三年（1113），诏命迁走军营与百官房舍，腾出地建保和殿，工致其巧，人致其力，四月动工，九月落成，殿中分置经史典诰、三代古器、古今书画、琴阮笔砚，供皇帝万机之余怡情养性；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车驾行至南薰门外玉津园附近时，皇帝与执绥以备顾问的宠臣蔡攸看见天神降临，蔡京奏请载入史册。本次郊祭结束之后，开始动工改建沿用百余年的四层郊坛，青城斋宫亦应在此期间改由土木建造，主持者应为此前负责北郊方坛修筑工程的杨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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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四年（1114）十月十日，每年一度的天宁节，集英殿举行盛大宫宴，但是本年宴会出现新变化，徽宗诏令将历时十年制成的大晟乐用于宫廷燕乐，孟元老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详细记入《东京梦华录》中。大约从本年开始，朝廷准备修建明堂，皇城东南一带开始拆迁，秘书省迁至宣德门以东，左藏库迁至天汉桥东北；因为工程浩大，赴各地采买、转运材料的工作陆续启动，分批纲运到京，河道繁忙。五年（1115），明堂动工，七年（1117），明堂落成。首倡并主持其事的太师、鲁国公蔡京进封陈、鲁国公，童贯、梁师成、蔡攸等人皆因明堂落成推赏而获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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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五年（1115），东京内城北墙的景龙门以东，建起了上清宝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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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六年（1116），东京外城大修工程启动，同时重新规划与修缮城内的军铺，御街安设杈子、砌排水沟，宣和年间又种植花木；六月二十一日，此前一年册立的皇太子赵桓纳朱氏为妃，盛大的卤部仪仗行进在东京城中，这是北宋立国至此一百五十多年间仅此一见的婚礼；八月丁亥皇帝“幸蔡京第”；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这是新建三层圜丘坛首次启用，典礼用乐开始使用大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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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七年（1117）正月，南郊大礼中负责仪仗与安保的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升任太尉；四月，皇帝暗示道箓院上章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提举秘书省并左右街道箓院，全国掀起自真宗朝之后又一轮崇奉道教的新高潮，崔府君被加封为“护国显应昭惠王”，倾城男女响应诏令，争相负土献土，助修祭祀二郎神的神保观。此外，政和年间，在琼林苑东南隅创筑了几十丈高的华觜冈，政和六、七年间，闽、广、二浙一带进奉的南花开始移入琼林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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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八年（1118）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本年扩建了大内宣德门，建成了北太一宫；徽宗第四女茂德帝姬下嫁蔡京第五子蔡鞗。徽宗所生三十四女，至少九位在北宋最后十年之间陆续出嫁，另有哲宗两女及神宗幼女也在徽宗执政期间结婚，正如孟元老所说“频观公主下降”，皇家婚礼是当时东京城中的常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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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九月癸亥，“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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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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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五年（1123）四月，葆真宫落成，成为上元之夜张灯供赏的宫殿之一；十一月丙寅，幸王黼第观芝，大醉不能语，凌晨时分才在十几位内官护持下开龙德宫复道小墙回到皇宫，亲兵卫队不知皇帝去向，整晚齐集教场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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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1124）正月初一，元旦大朝会。此为北宋最后一次举行正旦大朝会，《东京梦华录》记录典礼场景；正月十五日，宣德楼下发生寺院学徒僧诟骂事件，“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东京梦华录》记载本年观灯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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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1125年12月15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皇帝降坛之时，金军入寇的紧急军报已经传至汴梁，“左右秘之不以闻，恐妨恭谢”（《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七年》）；皇帝返回青城斋宫接受百官祝贺之时，有鸱鸮立在殿宇上鸣叫，仿佛与赞拜之声相应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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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围开封。二十五日，宋廷用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出城迎战，金人击溃这群乌合之众，趁乱攻占陈州门，开封陷落。三十日，钦宗车驾出南薰门，赴金人驻扎的青城斋宫纳降，十二月一日举行仪式，北宋王朝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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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元旦，钦宗命济王栩、景王杞出贺二酋；正月初十，钦宗再赴青城，被扣留；正月十二日，金人索要上元灯，一日之内，东京所有宫殿、寺观、正店的上元灯饰征求殆尽；正月十五上元节，完颜宗望在屯驻地刘家寺放上元，请帝观灯，教坊乐人奏乐，艺人呈百戏。三月底、四月初，金人迫使徽、钦二帝及后妃、皇室、百官、工匠北迁，12世纪上半叶东亚最繁华的汴梁城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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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孟元老来说，《梦华录》的读者，不仅包括“妄生不然”的后生晚辈，更包括能为其“补缀周备”的“乡党宿德”。与孟元老一样，这些人曾经享受北宋京城辇毂之下的承平与繁华、品味酒酣梦醒之际莫名袭来的新愁与幽恨、亲历金兵两度围城之时的饥饿与恐惧、见证北宋王朝的悲惨与屈辱……南宋初年赵甡之著《中兴遗史》，引用《梦华录》“元旦朝会”作为“旧制”，展现昔日大宋天威，然后书写史事：“是岁围城中遇正旦，而命亲王就虏帐中致贺。都人伤感，继之以泣。”《东京梦华录》诞生初期的读者，很多人应该都会在表层叙事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这种联想，对于他们，书中那座城池的巍峨与破败、那些街市的繁华与萧条、那些宅第园林的兴盛与毁灭，以及宅第园林主人的炙手可热与万民唾弃，都是不可分割的记忆、无须解释的共识。这部书首先是为他们而写的，孟元老希望“避地江左”的这些人能够痛定思痛，记清那些事实与教训。至于所谓“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生究竟会对这些长辈提出怎样的质疑呢？是问“你们吹嘘的当时之盛，怎么可能繁盛到那般程度”，还是“既有当时之盛，何以沦落至此”？恐怕应该是后者，那么《东京梦华录》既然让人“开卷得睹当时之盛”，自然也会引人思索那个盛世何以变成了梦中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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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以北宋首都东京为记述对象，前三卷以记城市地理为主，类似地理志，传统目录学家如赵希弁、陈振孙、马端临也均将此书系于“地理类”；第四、五卷主要记东京城市中的衣食住行、民俗民风，第六至第十卷以时间为序，穿插记录节令节日习俗与朝廷重要庆典，类似岁时记或风土记，却不关注各种风俗的来源；类似礼仪志或仪卫志，却不追求礼仪程序与仪仗卫队的完整全面介绍。尤其是作为标题的“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十五日，驾诣上清宫”之类表述，倒很像正史“本纪”依照年月顺序记载帝王言行的体例。而其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蕴含深意，则像是“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将同一事件拆解、分散于全书的不同条目，又酷似刘知幾在《史通》里论《史记》“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的“互见之法”；通过官制、乐器、服饰等细节变化来暗示时间，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了避免坐实“朝代年纪”触犯时忌而信手虚构官职、绝不描写成年男子服饰的做法截然相反，惨淡经营的苦心却同出一理、如出一辙……孟元老为什么要采取如此隐晦的手法，而不效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佛寺盛衰写国家兴亡，通过记录“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因事而见“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以致遭到胡震亨等人的非议与轻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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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史学研究应以“历史理解之同情”为基本原则，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进行思考与评价，这不仅是公允的前提，也是科学的基础。理解孟元老与《东京梦华录》，也应回到他写作此书的时代，两宋历史上一个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绍兴和议”签订之后，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秦桧为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进封秦、魏两国公，太师与两国公，这是当年蔡京曾经享有的官职与封号。秦桧权倾朝野，粉饰太平，自绍兴十四年（1144）开始大兴文字狱，下令禁止野史，鼓励举报，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自跋》中回忆当时“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许多私人著述不敢留存，“悉化为烟雾”。孟元老完成《东京梦华录》的绍兴十七年（1147）正当文禁高潮，而且无行文人开始撰文赞美时政，刮起颂咏献媚之风，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方才告一段落。也许“渐入桑榆”的孟元老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走过这段黑暗岁月，“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故而创造出这样一部“梦华体”的史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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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孟元老所效法者并非宋敏求的《京城记》，或许他曾受启发于李格非以洛阳园圃兴废见天下治乱盛衰的《洛阳名园记》，他所祖述的是《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是《史记》“互文见义”的手法。后世真正传承了《东京梦华录》精神的著作，并非全面模仿其体例的《梦粱录》，也许竟是“真事隐去”的《红楼梦》。孟元老深恐读者无法领会书中隐曲，在《序文》中借“后生”之口留下不合理的质疑，在正文中留下“元宵节”这样反常的记录。遗憾的是，这种过于委婉的隐微写作手法，到底使得《东京梦华录》成为一本被误读的书，对它的误读，也许从赵师侠希望以此书唤起“西北寓客”“风景不殊”的感叹就开始了。如果读不出《东京梦华录》繁华之下的历史教训，何止“克复神州”将是空梦，就连偏安江南也只能成为另一场华胥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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