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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武严兵士：唐宋时期大驾出行前奏乐严鼓、负责警戒的禁军。本书卷四“军头司”中有“武严”。南宋洪适《转对札子》：“今所用鼓吹警场诸工，凡一千一百五十有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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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画鼓：彩绘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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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角：古乐器名。出西北游牧民族，鸣角以示晨昏，军中多用作军号。称（chèn）：适合，相当。此有“相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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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旗脚：亦作“旂脚”，旗帜的尾端。北宋苏轼《泗州僧伽塔》诗：“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旂脚转。”装结：作为装饰结系在号角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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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日晡（bū）：指申时，指下午三时至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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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三更：古代更点制中，指半夜子时，即二十三时至一时。宋代所用夜间计时制度主要是更点制，它是将夜间时刻分为相等的五段，每段依次称为一更、二更、二更、四更、五更，每更又划分为五点。由于在一年中夜长是变化的，更、点的长度也就相应的随季节变化而改变，夏季短，冬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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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奏严：击戒严鼓。古人称戒夜为“严”，转指戒夜的更鼓。宋代皇帝銮驾出宫，如庙、南郊，于斋宿之辰，皆行夜警晨严之制。北宋初年，皇帝郊祀夜间更巡制度尚不完善。太祖建隆四年（963）十一月将行南郊大礼，卤簿使张昭上《请行夜警晨严之制奏》，以为“奏严之设，本缘警备，事理与作乐全殊。况斋宿之夜，千乘万骑，宿于仪仗之中，苟无鼓漏之徼巡，何警众多之耳目”。最终，张昭的奏议得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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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拂子：即拂尘。古代用以掸拭尘埃和驱赶蚊蝇的器具，也用于杂技、歌舞等的指挥。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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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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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宣德门外设置警场，担任警戒的禁军称为“武严兵士”。警场中设置画鼓两百面，号角的数目与之相应。那些号角都用彩帛做成像小旗尾一样的装饰物，系在上面。兵士都戴着小帽，裹着黄色刺绣抹额，身穿黄色刺绣宽衫，内穿青色窄衬衫。日晡时分、三更时分，分别击戒严鼓。每次击鼓之前，先鸣号角；号角鸣罢，一个军校手执一根长而柔软的藤条，上面系着朱红色拂子，擂鼓者看着拂子，随着拂子或高或低的舞动，用鼓声的高低来应和拂子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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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驾行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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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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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卫”是仪仗与卫士的统称。关于“仪卫”的设置目的，《宋史·仪卫志》开宗明义：“綦天下之贵，一人而已。是故环拱而居，备物而动，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皇帝是全天下最尊贵的人，因而安居则有卫兵环绕保护，出行则要备足仪仗器物。总而言之，由旗帜、障扇等构成的仪仗属于“文”，主要目的是明确礼仪制度，展示与身份、地位相应的威仪；由不同军种组成的卫队属于“武”，主要目的是严防闲杂人等靠近，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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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出行目的不同，所用卤簿等级不同。宋代皇帝所用卤簿有四等：“一曰大驾，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驾，方泽、明堂、宗庙、籍田用之；三曰小驾，朝陵、封祀、奏谢用之；四曰黄麾仗，亲征、省方还京用之。”南郊大礼要用大驾，是最高等级的卤簿，规模庞大、器具华美。现存北宋《大驾卤簿图卷》，研究认为是在宋仁宗时期宋绶《图记》基础上完成的，图中绘有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而且此图并非如实呈现大驾卤簿全景，而是省略了很多重复的部分。据《宋史·仪卫志》等文献，北宋开国之初，大驾卤簿仅马步仪仗就有11222人，徽宗登基后，建中靖国元年（1101）首次亲郊，太常寺报告南郊仪仗所用人兵已经多达215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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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元老此处所记南郊大礼所用驾行仪卫，是徽宗政和三年（1113）重新确立的“政和大驾卤簿”，记载于《宋史·仪卫志四》，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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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六，分左右（孟元老说是“象七头”，何以有此差异，原因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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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开封令、开封牧、大司乐、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用本品卤簿为皇帝做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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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前队，主要包括金吾引驾仗司（执纛托槊而行，亦即孟元老所记“次第高旗大扇，画戟长矛”之类），朱旗队、龙旗队等（即“数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者”），指南、记里鼓车等，大晟府前部鼓吹，持钑前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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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皇帝的六军仪仗，主要包括引领皇帝车辂的金吾细仗、引驾旗、八宝、引驾官、五方色龙旗等，之后才是皇帝玉辂，“驾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驾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门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将军二员”，玉辂后面是奉宸队，孟元老所谓“高五丈，谓之‘次黄龙’”的大黄龙旗，即在奉宸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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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驾卤簿的后队与前队基本呈对称分布，包括持钑后队、大晟府后部鼓吹、天子五辂中的另外四辂（金、象、革、木）、掩后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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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元老此段400余字的记述，并非对大驾卤簿进行面面俱到的描写，而是将重点放在驯象、旗帜和卫兵服饰之上，以路人视角，展现队伍连绵不绝之状。千载之下，读其文字，但觉雕绘满纸，令人眼花缭乱，可以想见当日这皇家胜景铺排布列在隆冬时节的东京御街之上，该是多么引人注目的视觉景观，目睹这一盛况的东京百姓，内心会是何等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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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元老不仅关注大场面，更从细节上写出了徽宗“政和大驾卤簿”是如何极尽奢侈：卫兵衣服以织锦为料、腰带用铜（金束带）、衣物上的花纹用绣工，且多用金银、珍珠做装饰，堪称“高调奢华有内涵”。他还特别写到跨马之士所服“五色介胄”，这是徽宗时期独创的一种“铠甲”，专供仪卫士兵穿着。这种铠甲以布为里，黄绸为面，用青绿之色画出甲叶纹样，并用红锦缘边，从背后至前胸缠绕华丽的腾蛇锦带；又用青绸做成长可及膝的下裙，用红皮制成络带。仪仗队的士兵身穿这种五彩斑斓的丝绸“铠甲”，装饰效果真可满分，却也只是充当装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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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仪卫志》追述历代帝王仪卫的演变过程：“《书》载弁戈、冕刘、虎贲、车辂，周官旅贲，王出入，执盾以夹王车。朝仪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汉，始有周庐、陛戟、卤簿、金根、大驾、法驾千乘万骑之盛。历代因之，虽或损益，然不过为尊大而已。”由于历代帝王的奢侈之心，原本“明制度，示等威”，“慎出入，远危疑”的仪卫制度，蜕变为“尊大而已”，尤其是宋徽宗，相信蔡京等人的“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理论，以铺张浪费为帝王本分，更是将仪卫的“尊大”之弊发挥到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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