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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谓‘青城’”几句：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四》，北宋的大部分时间内，青城的宫殿都是临时用布绞缚而成，称为“幔殿”，殿宇门名也是每次郊祀之前，命学士院撰进，并不固定。神宗时期，以“宿者有风雨之忧，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费，岁以万数”，曾设想“依照唐代城之制，创立斋宫，一劳而省重费，或遇风雨，可以行望祭之礼”，但因当时正在修建尚书省，工程浩大，修建斋宫之议作罢。神宗熙宁七年（1074）中书门下准诏参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大内门曰泰禋，东偏门曰承和，西偏门曰迎禧。正东门曰祥曦，正西门曰景曜。后三门曰拱极。内门里东侧门曰夤明，西侧门曰肃成，大殿门曰端诚。大殿曰端诚，殿前东、西门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砌，台阶。甃（zhòu），砖。旋（xuàn），临时（做）。城阙，城门两旁的瞭望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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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宣、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九》，哲宗朝，始建北郊斋宫，“元符元年，帝幸瑞圣园，观新成北郊斋宫。故事，郊宫悉设以幕帟，其费不赀。上命缮营，不日而成，曰：‘三岁一郊，次舍之费，缣帛三十余万，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劳永逸，所省多矣。’”同书《郊社考四》，“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宫殿，南郊曰斋宫，北郊曰帷宫”，因“事体如一”而“并称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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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铁骑围斋宫外：据《宋史·仪卫志三》，“车驾至青城”，禁军“周卫行宫及坛内外”，其中“青城坐甲（按，指披甲带兵的警卫）布列三百三十六铺……共六千七百二十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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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素队：不装备甲仗或装备不完善的军队。此处指郊祀活动中随驾演奏的军乐队。宋代大驾卤簿中所用鼓吹乐规模很大，“鼓吹局工多阙，每举大礼，一切取于军隶以足之”（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二十》）。宋代诸军皆有军乐队，因兵种不同、驻防各异，形成许多乐队，不仅供军中使用，也参加宫廷和地方上的音乐活动。关于京师驻军中的乐队人员，据北宋晚期的陈旸在其《乐书·东西班乐》中记载：“圣朝太宗朝，选东西两班善乐者，充而名之。其器独用小觱篥、小笙、小笛，每骑从车驾奏焉；或巡狩，则夜奏行宫之庭。又诸营军皆有乐工，率五百人得乐工五十员。每乘舆奉祠还宫，则诸工杂被绛、绿衣，自帷宫幔城至皇城门，分列驰道左右，作乐迎奉，丝竹鼙鼓之声相属数十里。”“东西班”是宋代殿前诸班直中的禁军番号，是皇帝的近卫侍从。皇帝斋宿青城，东西班中的善乐者以及诸营军中的乐工充当严警乐队，不披甲执械，孟元老称其为“素队”。素，意为“有名无实”。“素队”一词辞书未见收录，用例多见于宋元时人。南宋辛派词人刘克庄《进故事六》中“琨握空拳守并，逖以素队千人、布三千匹渡江”之语，是以“素队”指称“没有武器装备的军队”最明显的例证：西晋永嘉之乱后，晋室东渡，并州太守刘琨作为少数抵抗力量困守孤城，祖逖率众南下，劝说晋元帝司马睿派其带兵收复中原。“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资治通鉴·晋纪十》），祖逖率领的这支既无铠甲又无兵器的北伐军，就是刘克庄所说的“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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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一火：十个士兵。古代兵制以十人为“火”，同火之人互称“火伴”，即“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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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行宫巡检：行宫，是古代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可能由其他建筑改造而成，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官署或住宅。巡检，出现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设置范围扩大，各政权均于京师留都、州县军镇、沿边山地、江河湖海及各经济领域设置巡检官员，承担率军戍边御敌、弹压动乱、巡逻缉盗等维护社会治安之职责。北宋亦置巡检，并有按地方体制路、州、县三级设置的专任机构“巡检司”，负责国家的治安管理工作。《宋史·职官志七》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处行宫巡检一职，扈从皇帝出行，在行宫执行宿卫工作；与之相应，皇宫内有皇城巡检，隶属掌管宫禁宿卫的皇城司。此二官职均不见于《宋史·职官志》，然《宋史·宦者列传》中有真宗朝宦官卫绍钦，景德二年（1005）担任皇城使，真宗御驾亲征澶州，命卫绍钦担任“车驾前后行宫四面都巡检”，景德三年（1006）“朝诸陵，复为行宫巡检。驻洛阳，命为皇城内外都巡检”。另外，仁宗朝做过枢密使、同平章事的杨崇勋，宋祁在《杨太尉行状》中叙其功绩，有“戎夷之纳款也，则七命为馆伴副使；郊祀之展寀也，则屡擢为行宫巡检”之语。以上两例，可证北宋时期皇帝出行，有掌管宿卫的巡检、都巡检，既可任命宦官，也可任命朝臣，总之皆为皇帝最亲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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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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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乘坐玉辂，前往青城斋宫。所谓“青城”，旧时只用青色布帛搭起帐幕作为斋宫，在青布上画出砖瓦、栏杆的纹样，临时扎结出城楼、宫殿、楼宇。徽宗宣和、政和年间，全都用土木建造了。精锐骑兵围护在斋宫之外面。诸军中有裹紫色头巾、穿红色衣服而不披甲执兵者，大约有千余人，分布在郊野之中，每队里有军乐十人。行宫巡检统帅骑兵，往来巡逻。到了夜间，严鼓、警戒、喝探，如同此前大庆殿和太庙斋宿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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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17066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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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驾诣郊坛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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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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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诣郊坛行礼”为南郊大礼的重场戏，孟元老以770余字的篇幅，记录以下几方面内容：（1）南郊大礼的仪程，包括皇帝从青城出发、圜丘坛外“大次”更换祭服、登坛祭献以及燎祭场景等；（2）圜丘坛形制以及坛上的祭位、礼料等陈设以及登歌乐队等；（3）圜丘坛前的宫架乐队，以及祭祀之前的文舞、祭祀过程中的武舞等；（4）除昊天上帝以外的其他南郊神位。孟元老简略介绍祀昊天礼仪，其笔墨最集中者，为大礼中所用的宫廷雅乐，准确说，是徽宗倾全力完成的大晟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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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乐是在宋徽宗亲自推动下创制出的新乐。乐制改革始议于崇宁元年（1102），诏宰臣置僚属，博求知音之士，蔡京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正。至崇宁三年（1104），蜀人魏汉津倡言“取身为度”，“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崇宁三年》原注），铸造出了帝鼎和景钟，为音乐定调，至崇宁四年（1105）八月，新乐制成，在崇政殿演奏，“八音克谐，尽善尽美”，以为“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赐名“大晟”，“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宋史·乐志四》）。大观四年（1110）八月，徽宗御制《大晟乐记》，宣布所制新乐“永为一代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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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知道此次南郊大礼使用的是大晟乐呢？因为孟元老有意留下线索，最明确的就是“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这段文字为《东京梦华录》作注释者所轻忽，即如吴自牧仿《东京梦华录》写成《梦粱录》，其书卷五“驾宿明堂斋殿行祀礼”条，乐队部分几乎全抄《东京梦华录》文字，对于孟元老只描述形状而不提名字的这七类乐器，也原样照抄，实在是没有明白孟元老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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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朝的乐制改革，是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不仅重新确定乐律，而且要解决雅俗乐器配置混乱、八音乐器不全等问题。改革后的大晟雅乐乐器，增置了景钟、篪（chí）等大晟乐器，清理了“木部”乐器的淆乱局面，补充了“匏、土二音”，删汰了“熊罴按”等胡部乐器，体现出与宋代旧雅乐决然不同的乐器特点。孟元老对大晟乐新增乐器极为敏感，给予高度关注，可以说，这才是他介绍南郊大礼乐队的用心所在。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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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指的是大晟乐“竹部”乐器中新增的篪。《诗经·小雅》中有“伯氏吹篪”的记载，但是这种乐器早已失传。大晟府根据古代器物图谱重新研制出这一乐器，将其带回宫廷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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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指的是大晟乐“土部”乐器中唯一的乐器埙。《诗经·小雅》中有“伯氏吹埙”，原始的埙以陶土制成，音色幽深哀婉、绵绵不绝。早在汉代，就出现以木为埙的现象，宋代旧乐中的埙都用木材制成，为了匹配“土”音，太祖诏令涂成黄色。徽宗时期改乐，刘昺以为以木埙代替陶埙，有违“八音”古制，因而制作出土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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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笙而大者”，应指大晟乐增制“匏部”乐器中为首的竽笙。“匏部”乐器以匏瓜为笙斗（共鸣腔），但在此之前，都是以木代匏，名实不符，故有“八音之中，匏音废绝久矣，后世以木代匏”（《宋史·乐志四》）之说。大晟府制作出了名实相副的六种“匏部”乐器，首推竽笙，“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陈氏《乐书》），不仅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而且在乐队中属于定律性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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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箫而增其管者”，应指“竹部”乐器中的箫，属于编管乐器，即今天所说的“排箫”，“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宋史·乐志四》），是对其形其声的描绘。《尚书·益稷》中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箫不仅是一种作乐之器，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乐始于律而成于箫”，箫乃十二律之本体，在雅乐中扮演着“以合众声”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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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大钟曰景钟”，正是依据魏汉津“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的景钟，高九尺，以应九九之数；垂则为钟，仰则为鼎。景钟为大晟乐之祖，为全国音高定调。刘昺《大晟乐书》的“八论”中有关于景钟的专门论述：“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是整个乐队中的君主，地位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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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驾诣郊坛行礼①。有三重墙②。驾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③。入外东门，至第二里，面南设一大幕次，谓之“大次”④。更换祭服⑤：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舄，纯玉佩⑥。二中贵扶侍，行至坛前。坛下又有一小幕殿⑦，谓之“小次”⑧，内有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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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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