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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编钟形稍褊（biǎn）：此处介绍大晟编钟形制。褊，通“扁”。徽宗所造大晟编钟，其形制取法于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钟。《续考古图》曰：“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据李幼平《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就目前已知的大晟钟实物来看，大晟钟虽称为“钟”，却更接先秦青铜乐器中的“镈”，腔体横截面近于合瓦状扁圆形，孟元老特别指出“编钟形稍褊”应即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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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次列数架大鼓”几句：大晟“革部”乐器有晋鼓、建鼓、鼗鼓、雷鼓、雷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等十二种。《乐书》斥为“夷乐”，知大晟雅乐不用大鼓，此“大鼓”或为大晟“革部”乐器的通称。穿贯，穿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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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景钟：指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依据魏汉律“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的景钟，属于大晟府“金部”乐器，黄钟律的代表乐器，为“乐之祖”，为全国音高定调。此钟悬垂为钟，仰置为鼎，身高九尺，可容九斛，外饰九龙，并刻有长篇铭文。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撰《崇宁景钟铭》，其序言曰：“皇帝践位之五年，崇宁甲申，考协钟律，保合太和，以成一代之乐。有魏汉津者，年过九十，诵其师说，以谓今之所作乃宋乐也，不当稽用前王之法。宜以皇帝身为度，自度而为权量，以数乘之，则声谐而乐成，无所沿袭。其法始于鼎，以量容九斛为鼎之大，取斛之八加斗之一，则鼎变而为景钟。景，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度高九尺，植以龙虡，其声则为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以生焉。大祭祀、大朝会、大享燕，惟天子亲御则用之，以肃群臣。其下则宝钟子以承继也，其周则四清之钟磬，奠方隅以拱卫也。平时弗考，风至则鸣，贵天籁而本自然也。”在徽宗大晟乐中，钟至关重要，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之“钟总说”中说：“圣人之作乐也，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于律吕；律吕之气，肇于黄钟。……钟固乐之始也。”景钟则是黄钟之本，宋人刘昺《大晟乐书》的“八论”，其一即论景钟：“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之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高八尺一寸。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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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节鼓：古代乐器。状如博局，中开圆孔，恰容其鼓，击之以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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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有琴而长者：指大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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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如筝而大者：此指大晟乐所用的瑟，属“丝部”六种乐器之一，为刘昺改制的结果。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三》，刘昺因大乐原来使用的筝、筑、阮三种乐器，是“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因而罢去。但是由于筝退出后整个乐队“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宋史·乐志四》）。这种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同上），孟元老称其“如筝而大”，确实非常准确，因为筝与瑟形制相似，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筝》就说：“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西汉刘向《九叹·愍命》中有“挟人筝而弹纬”，注：“筝，小瑟也。”至于筝的具体尺寸，却没有文献记载，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乐考九》中说：“自魏至隋，并存其器。至于制度之详，不可得而知。”孟元老见证了筝永远退出宫廷雅乐、为瑟所取代的历史时刻。而这种大晟瑟，也成为后世瑟的基础。南宋时姜夔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所用为汉尺，汉尺九尺九寸与北宋大晟瑟的“长七尺二寸”并无出入，约为2.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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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应指篪（chí），属大晟府“竹部”乐器，据宋人陈旸《乐书》记载，应为六孔（包括上出孔）而底端封闭的横吹竹管乐器。宋代旧有大乐中原本没有这种乐器，为刘昺所增制。本书卷九记天宁节“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是篪这种新制乐器在徽宗朝燕乐中的应用（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虽燕乐皆行用”）。显然孟元老并非不认识“篪”这种乐器，而是因其为大乐中新增乐器，故而特意描述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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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指埙（xūn），吹奏乐器，为大晟府“土部”乐器中唯一一种乐器。埙是古老的吹奏乐器，《诗经·小雅·何人斯》中有“伯氏吹埙”之语。埙本以土烧制而成，宋代大乐中所用的埙均以木为之，宋太祖诏令涂成黄色，“以本土音”（《宋史·乐志一》）。徽宗时期改制，刘昺以为用木埙代替土埙，有违八音古制，雅乐改用土埙，故而孟元老特意描述南郊大礼所用不同于“常乐”的土埙形制。政和三年（1113）以后，埙亦施用于燕乐，“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所用也可能是大晟埙，而非原来以木制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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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如笙而大者：指大晟府增制的“匏部”乐器。“匏”指匏瓜，是古代对葫芦的称呼；匏类乐器，顾名思义，应以匏瓜为笙斗（共鸣腔）而制成乐器，包括笙、竽之类。唐时笙斗原为匏制，后改为木制，只是刻成匏的形状而已，北宋也沿用此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刘昺提举大晟府，“乃更其制，下皆用匏”，制作出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等六种名副其实的“匏部”乐器，用于雅乐，政和三年（1113）以后，大晟“匏部”乐器亦用于燕乐。《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宋人陈旸《乐书》：“盖笙为乐器，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其长四尺。大者十九簧，谓之‘巢’，以众管在匏，有凤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谓之‘和’，以大者唱则小者和也。”据此，笙的尺寸都是四尺，但是不同簧数的笙，调高不同，故有大、小之别，“大”“小”指的是音调高低。孟元老所说“如笙而大者”，说明大晟乐中的笙类乐器与原来的笙造型相同，但是更“大”，他所描述的却应是笙的尺寸，很可能说的是列于大晟乐“匏部”之首的竽笙。笙是定律性的乐器，其形制上的变化，应与大晟乐律制度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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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如箫而增其管者：应指大晟“竹部”乐器中的箫。宋人陈旸《乐书》：“竹部有三：曰长笛，曰篪，曰箫。”中国古代的箫是一种编管乐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排箫”。古人认为箫是模仿凤凰的一种乐器，音色似凤凰之声，形状如凤凰之翼，不仅仅是一种作乐之器，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宋史·乐志四》：“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箫乃十二律之本体，在雅乐中扮演着“以合众声”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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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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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丘坛前面陈设宫架乐：前面陈列编钟、玉磬，悬挂钟、磬的架子，有如寻常乐队中悬挂方响的架子，但是架子的高度和长度都有所增加。编钟的形体稍扁，分上下两层悬挂在架子上，架子的两角缀着流苏。玉磬的形状如同曲尺，挂绳系在玉磬向上弯曲的尖角处，也挂在架子上，分上下两层悬挂。其次，排列几架大鼓，或者三个一组，或者五个一组，用木棒串联连结，立着插在鼓架的底座上。又有一口大钟，名叫景钟；有一种鼓，名叫节鼓。有琴，但是比普通的琴要长；有像筝的乐器，但是比筝要大；有一种乐器，是截取竹子而成状如箫管、两头留存竹节、横着吹奏的；有用泥土烧成状如圆球而在上面开孔的；有像笙却比笙大的；有像箫却比箫的簧管有所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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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者，其声清亮，非郑卫之比①。宫架前立两竿②，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③。二舞者，顶紫色冠，上有一横板，皂服，朱裙，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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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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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歌者”几句：郑卫，指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因不同于雅乐，曾被儒家斥为“乱世之音”。《吕氏春秋·季夏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然孟元老所谓“非郑卫之比”，虽仅指歌者之声，背后亦有大司乐刘昺改造大乐所用乐器之事。原本在朝会活动中，有熊罴十二案（亦称“鼓吹十二案”）陈设在编悬乐器的四周，配合钟、磬等乐器演奏，其起源于南朝梁的宫廷鼓吹乐，后在宋、辽、金用于朝会的鼓吹乐中成为定制。崇宁四年（1105），刘昺提出宫廷鼓吹乐中所用“熊罴十二案”中的金、箫、鼓、觱篥等，“所奏皆夷乐”，只可用于“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的大朝会之中，不能“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否则就是“杂以郑卫”“淆杂大乐”。徽宗接受建议，大乐中罢熊罴十二案（《宋史·乐志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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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宫架前立两竿：“竿”指舞表，是古代宴乐时为提示舞蹈队列进止而立的标志。《礼记·乐记》“其舞行缀短”，疏：“舞人行位之处，立表酂以识之。”《宋史·乐志五》：“（南郊）前三日，太常……立舞表于酂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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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几句：此处描写天子亲祀时，文、舞二队舞师的装束。据《宋史·乐志四》载“上亲祠二舞之制”：“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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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二舞者”几句：二舞者，应指文舞队中的“舞头”和“舞郎”。《宋史·乐志四》载“上亲祠二舞之制”：“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孟元老所谓“紫色冠”应即为紫平冕。在仪式开始之前，文舞排列在宫架的北面，靠近郊坛，仪式开始时先舞蹈；武舞则立于宫架南面等候，“文舞出，武舞入”（《宋史·乐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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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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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唱的人，那歌声清越嘹亮，不是郑卫之音可以相比的。宫架前面树立着两根长竿，乐工们都头裹介帻（如同笼巾的样子），身穿红宽衫，束着丝织腰带。有两位舞者，顶着紫色冠子，上面有一片横板，穿着黑色衣服，朱红色裙子，脚穿乌皮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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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作①，初则文舞，皆手执一紫囊，盛一笛管，结带②。武舞，一手执短矟，一手执小牌③。比文舞加数人④，击铜铙⑤、响环⑥，又击如铜灶突者⑦；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⑧。舞者如击刺⑨，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⑩。乐作，先击柷（以木为之，如方壶，画山水之状），每奏乐，击之内外，共九下。乐止，则击敔（如伏虎，脊上如锯齿），一曲终，以破竹刮之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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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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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作：开始奏乐。宋代郊祀典礼，在降神、皇帝升降、奠玉币、奉俎、酌献、饮福、亚献、终献、送神、皇帝还内等环节，都设有雅乐和乐歌，不同环节变换使用不同乐歌，推动仪式程序的进行，掌控整个仪式的节奏。具体曲名，因祭祀对象、主祭人身份和礼仪程序而有所区别；在同一个祭祀仪式中，祭祀者升降行止所奏乐歌的曲名是相同的，而降神、送神所用的曲名也是相同的，首尾呼应，显示出仪式的完整性；在同一个仪式的不同环节，所用曲名则是不同的，显示出仪式环节的向前推进。古代祭神所用雅乐，周朝多以“夏”为名，南朝宋以“永”为名、梁以“雅”为名，北周亦以“夏”为名，隋代因之，唐以“和”为名，五代后周以“顺”为名。至两宋，南郊圜丘用乐曲目皆以“安”为名。据《宋史·乐志一》，北宋初年，太祖命后周时负责制订雅乐的窦俨仍兼判太常，窦俨乃改后周“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不过，宋代雅乐乐歌的曲名与曲调并无关系，即使是同一组雅乐乐歌之中，曲名相同，曲调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与宋词词牌是不同的。北宋皇帝亲郊所用乐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从现存文献来看，以太祖建隆时期（960—963）、仁宗景祐时期（1034—1038）和神宗元丰时期（1078—1085）所制乐歌，沿用时间较为长久。徽宗时颁定《政和五礼新仪》，确定“皇帝祀昊天上帝仪”所用曲目：皇帝入中用《乾安》、皇帝升降行止用《乾安》、降神用《景安》；昊天上帝位奠币用《嘉安》、太祖位奠币用《广安》；奉俎用《丰安》；昊天上帝位酌献用《禧安》、太祖位酌献用《彰安》；文舞退、武舞进用《正安》；亚献、终献用《正安》；饮福用《禧安》、彻豆用《煕安》、送神用《景安》、还内用《采茨》。孟元老此处所说“乐作”，应指宫架奏《景安》之乐，恭请神灵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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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初则文舞”几句：介绍徽宗亲郊时的文舞场面。文舞，是古代宫廷雅乐舞蹈之一，与“武舞”相对，用于宫廷典礼与郊庙祭祀，歌颂帝王以文德治天下。据《宋史·乐志四》，徽宗时刘昺提举大晟府，改定二舞，“法《夏籥（yuè）》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孟元老所说的装在紫囊中的笛管即为“籥”，是远古时期的一件关乎音律音阶的起源乃至华夏礼乐文明源头的神秘吹管乐器，其形制据汉代以降的历代文献记载，是一种如箫似笛的单管乐器，具体形制有不同说法。《吕氏春秋·古乐》中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周代以来的历代宫廷多以“羽籥”为祭祀舞具，《诗经·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即是描写这种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