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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团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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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为扬子鳄的古称,鼍鼓即上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磬,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已有“鼍鼓逢逢”(《大雅》)、“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商颂》)的生动描述。《吕氏春秋·古乐篇》还记载了鼍鼓的制作过程。这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在1930年代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中首次出土[12]。陶寺的发现又把这组重要礼乐器的历史提早了千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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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鼓与特磬 最早的宫廷庙堂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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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王室、诸侯专用的重器,鼍鼓、特磬也只见于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其旁置石磬一件。鼍鼓的鼓腔呈竖立筒状,高1米,直径0.5~0.9米,系以树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施彩绘。鼓腔内散落着鳄鱼骨板,可知使用的当时是用鳄鱼皮来蒙鼓的。特磬长达0.8~0.9米,只是未经琢磨雕刻,略显粗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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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在陶寺都邑确实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华夏礼制在龙山时代应已形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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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革命”导致失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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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陶寺贵族墓葬所显现的这套礼仪制度,既有日后被三代王朝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大量就此失传成为绝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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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观夏商周三代更替,尽管是伤筋动骨的改朝换代,但诚如孔老夫子总结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下一个朝代对于上代,继承是主流。而始于二里头的三代王朝对陶寺礼制的扬弃,是否要归因于这场内部革命对旧传统的“砸烂”,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失忆?想来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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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大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已如前述。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都邑已经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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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三代礼器群相比,它又有些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15]。此时的陶寺都邑已经在使用铜器,但还没有用青铜来制作礼器。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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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陶鼓(推测即文献中的“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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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彩绘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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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前铜礼器”群的第二个特点,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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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独木船棺的特殊葬具,以及有棺无椁(套于棺外的大棺)的简单葬具,到了三代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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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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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世的三代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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