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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间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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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这一时期尚未发现社会上层的遗存，能随葬几件玉器的墓主人已属较高层级），三代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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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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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拿来主义”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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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陶寺“前铜礼器”群来源之复杂，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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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用陶器为主的民俗层面看，它显然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文化的若干影响。但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仰韶文化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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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尖首圭，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殿堂式建筑中，陶寺墓葬出土的尖首玉圭，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以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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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尖首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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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簋 磨光黑陶搭配朱红，极富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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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随葬的木俎及其上面的石厨刀、猪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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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地区史前破土器（开沟犁）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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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形则见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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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器上的纹样，在本地尚找不到直接的来源，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风格颇多接近。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器物，有在沿面和圈足底缘涂红，在肩部或上腹部绘出三个大红圆点的习俗，陶寺的装饰手法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陶寺随葬陶器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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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寺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回纹、几何勾连纹和灵物图案等，甚至可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陶器图案中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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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中与木俎（切食品时垫在下面的砧板）配套使用的V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有趣的是，在江浙地区史前文化中，这类大型有刃器一般被认为是“破土器”，也即“开沟犁”[17]。有学者推测，或许V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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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璧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玉礼器，钺则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18]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江淮地区。陶寺玉钺与海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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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陶寺文化的礼器群包含的外来因素，表现出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尽管这些交流与沟通的具体方式还不得而知。已有学者指出“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20]。无论如何，我们从陶寺都邑已可看到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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