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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陶寺“前铜礼器”群来源之复杂,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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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用陶器为主的民俗层面看,它显然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文化的若干影响。但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仰韶文化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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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尖首圭,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殿堂式建筑中,陶寺墓葬出土的尖首玉圭,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以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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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尖首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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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簋 磨光黑陶搭配朱红,极富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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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随葬的木俎及其上面的石厨刀、猪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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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地区史前破土器(开沟犁)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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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形则见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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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器上的纹样,在本地尚找不到直接的来源,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风格颇多接近。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器物,有在沿面和圈足底缘涂红,在肩部或上腹部绘出三个大红圆点的习俗,陶寺的装饰手法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陶寺随葬陶器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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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寺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回纹、几何勾连纹和灵物图案等,甚至可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陶器图案中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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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大墓中与木俎(切食品时垫在下面的砧板)配套使用的V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有趣的是,在江浙地区史前文化中,这类大型有刃器一般被认为是“破土器”,也即“开沟犁”[17]。有学者推测,或许V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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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璧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玉礼器,钺则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18]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江淮地区。陶寺玉钺与海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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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陶寺文化的礼器群包含的外来因素,表现出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尽管这些交流与沟通的具体方式还不得而知。已有学者指出“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20]。无论如何,我们从陶寺都邑已可看到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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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大邑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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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宽大的胸襟,与陶寺都邑“巨无霸”式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国土”并不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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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后世国家领土、疆域的概念在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但即便是说明它的控制范围,对考古学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没有可靠的后世文献,考古学只能根据盛行于中心聚落或都邑的一群面貌相近的“物品”向外散布的范围,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揣测这个群团或政体的空间扩展。其推论前提是这两项指标往往大致相合,但肯定也有例外,因此,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存在着危险,但舍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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