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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聚落群的遗址分布（2009～2010年调查）（何驽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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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21]。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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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及其邻境的地理大势（常怀颖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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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乐而不思开疆拓土的贵族。它的文明高度发达但却“不称霸”，因而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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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陶寺考古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总结道：“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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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想起山西，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带、相对封闭的宝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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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仅在临汾盆地，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王朝文明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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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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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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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历史现象：“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山西这方神奇的黄土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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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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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小铜器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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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原青铜器的出现，青铜礼容器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到来，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了欧亚大陆中西部兴盛已久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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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24]，也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正因此，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惹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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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红铜铃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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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1983年发现于陶寺墓地，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25]。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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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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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间，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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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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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铜铃见于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时代属陶寺文化晚期。墓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铜铃入葬前应挂于死者腰部至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不可思议处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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