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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早中期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表明复合范技术在出现之初可能尚未被用来制作礼器。但铜铃在当时即便不属于礼器，它具有的高新技术含量也势必使其成为“金贵之物”，而不应为贫民所有。说不定真如前文所说，这件出土于小墓的铜铃是陶寺“革命者”的战利品，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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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陶寺铜器又有新的发现。先是一座陶寺晚期的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系用含砷的铜制成的。这件铜器在墓中与一件玉瑗粘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27]。这墓的主人稍富，颈上戴着蚌片项链，胸部还放着一件玉器，但也并非社会上层。数年前，陶寺都邑建筑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盆的口沿，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28]。这件铜器过于残碎，总体器形难辨，又非随葬品，因此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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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为中原早期铸铜工业起源的探索，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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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铜齿轮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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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齿轮形器与玉瑗粘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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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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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是字吗？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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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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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29]。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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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扁壶及其上的朱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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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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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31]。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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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32]。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驽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33]。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34]。中国社科院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35]。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36]。更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像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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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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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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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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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寻“夏墟”找到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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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您要说，论史就不能光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这么大个都邑它总得有个说法有个名姓吧？也难怪，我们中国是历来不缺文献典籍的，没名没姓的总说不过去。这是国人的普遍想法。不仅文献史学家在努力，考古学家也深恐被看成不具有古史重建能力的“发掘匠”，当然也热心参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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