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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们再看与陶寺相关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回观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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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循文献记载来晋南寻找“夏墟”的是李济先生，那是1926年的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于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在1970年代考虑田野工作切入点时，曾请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也认为山西队的学术任务，就是要探索夏文化。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则是敲定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决策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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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发掘者在正负值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前18世纪。由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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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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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禹都乎？尧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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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42]。“陶寺类型无论在年代、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方面都与夏王朝不尽相符，很难说它是夏文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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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学者进一步论证陶寺文化应为唐尧文化，或认为应是有虞氏或其一支的文化遗存。又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实非单一的属于唐尧，或虞舜氏族或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而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中心所在的文化遗存[44]。与此相近，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舜）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陶寺遗址为尧至禹的都城所在[45]。在认为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是最早的夏文化的同时，指认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早期是前期夏文化，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晚期文化则是后期夏文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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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故里的当代景观（临汾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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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工作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推论的问题所在：“陶寺类型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更谈不上有这层关系，那么，夏文化是否可能包括前后不相连贯、不同系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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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顾自己关于夏文化观点的转变过程时，坦陈“陶寺夏文化说”的思想基础是“二里头商都西亳说”，1980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提出的“偃师商城西亳说”对原来的认知体系形成致命冲击。经过十余年从困惑到思考的过程，他接受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为夏文化说”，从而放弃了“陶寺夏文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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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夏、商分界重新思考后，对陶寺文化又怎样看呢？”高炜先生的分析大体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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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的支持。如前所述，精通古文字和古文献的冯时研究员仍然坚持“陶寺夏文化说”。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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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临汾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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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田野工作收获，似乎一定要落脚在无从验证的族属和朝代推论上，才能彰显研究的深度。这是数十年来怀揣古史重建理想的中国考古人的执着追求，显现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显然，在当时的重要文字材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研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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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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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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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应对之道，并认为最后一点是至为关键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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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就陶寺社会的衰亡原因，考古学家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要衣食住行，并供养着一个奢侈享乐的统治阶层，社会繁荣达三百年之久。其间，上述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发挥影响力，相互作用，使陶寺社会在最后一个诱因的作用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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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虽然削去了陶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这个社会仍延续了百年左右才最后消失。在这百年里，陶寺失去了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吗？抑或从控制整个临汾盆地到仅保有塔儿山以北的“半壁江山”[49]？它的社会上层在“革命”中仓皇出逃、另择新都，因而导致陶寺的衰落？还是这处都邑接近无政府状态，在高度的阶层分化后，社会归于“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贫困”中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百年的历程？陶寺人的最终下落又如何？真如有的学者推测的那样，陶寺人是被逼北上到了内蒙古朱开沟一带？不过，与二里头关系密切的东下冯势力在晋西南的出现，应该是陶寺衰亡之后一百余年的事了。那么，又是什么人逼走了他们呢？种种谜团，都有待进一步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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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随着陶寺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其所在的大中原区域内的晋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宣告终结。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它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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