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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种传统的中断是迫于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因人群的更替而显现出更质朴务实的思想，抑或折射的是由“大同”向“小康”过渡的社会结构转换的进程[115]，引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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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市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116]。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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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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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新砦大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壕沟。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处地点还发现了宽10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118]。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119]。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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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活动面低于当时的地面，发掘者直呼其为“浅坑”。这个大浅坑近东西向，现存长度近百米，宽十余米。浅坑内垫土和踩踏面呈“千层饼”状，只是在南北两壁上发现有加固修整的迹象。“大型建筑”的南侧地面上发现有整猪骨架和埋有兽骨的灰坑，此外还有若干柱洞，或与附属建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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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墠”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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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不属同类项。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121]，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而“新砦期”的大冲沟“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122]的推想，恐怕也还限于联想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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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会有更多的信息在今后新砦的田野工作中面世，不断满足人们揭秘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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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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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铜礼器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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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已介绍过陶寺铜铃，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数年前，陶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盆？）残片，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使用铜容器。这件铜器并非大墓的随葬品，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即便其属于礼器，也与后来三代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群没有承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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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铜器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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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铜片出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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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则陆续发现了铜礼器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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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94年[123]，此时的王城岗小城和大城均已废弃。铜片不大，只有5、6厘米见方。薄壁，略呈圆弧状，下部有转折。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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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随后即有学者对王城岗铜容器残片的出土层位和时代，以及龙山时代是否能铸造出较为复杂的袋足铜器提出质疑[125]。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也没有再发掘到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评价道：“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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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年后的2000年，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形似镰刀的铜片。笔者有幸在这件铜器出土后不久即在新砦观摩过。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倾酒的槽或管）残片。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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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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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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