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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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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岗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鬶？）——公元前2050～前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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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新砦期”红铜容器（鬶、盉？）——公元前1850～前17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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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铜器残片，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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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出土陶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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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砷铜和锡铅青铜互见，而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复合范铸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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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阶段称为“铜石并用时代”[128]的话，那么我们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上述发现中，显然已看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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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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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古书中“挖”出铜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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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前文排列的几件重要铜器的年代，感觉陶寺在复合范技术的掌握上似乎略早一步，我们也曾谈及陶寺所在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不排除高超的铸铜技术来自西北方的可能。但一则来自古书的信息，又把我们探寻铜礼器来源的目光引向了中原东方的海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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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敕令编撰宫廷所藏铜器图录，最大的一部叫《西清古鉴》。限于当时鉴别水平较低，在所收一千多件铜器中，不乏伪器赝品，但这部图录仍有其保存国故和两宋之后复兴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意义。何况经世事沧桑，这些东西大部分去向不明，器物的线图和说明性文字就成了相关研究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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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著录了一件在当时人看来稀奇古怪、独一无二的铜器，这件器物被图录的编撰者定名为“匜”。稍懂文物的人都知道匜特指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形状像瓢，与这件有三个乳状足的器物完全不搭界。器物上还有两字铭文，被释为“子孙”，年代断为“周”，所以这件器物被称为“周子孙匜”（《西清古鉴》卷三十二）。此后，著名收藏家、古文字学家容庚论证此器为商代器物，系真品。罗振玉、郭沫若、闻一多、贝塚茂树等不少学者还对铭文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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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当代，考古学家一看到它，就跟见了老熟人似的，顿生亲切之感。那上仰的流，那绳索状的把手，那肥大的袋足，甚至只见于袋足上的那两周弦纹，都像极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陶鬶[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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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鬶，作为最具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东夷集团或其前身）特色的典型器，曾向四外传播，在东亚大陆东起海滨，西至关中，北自辽东，南达岭南的数百处遗址上都有发现。追根寻源，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应是它的祖源[130]。后来三代青铜酒礼器的若干器形，都与其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中原腹地一带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中，也有陶鬶的身影，它们既脱胎于海岱地区的原型，又具有当地的特点。比较而言，《西清古鉴》上铜鬶的形制，更近于海岱龙山文化的陶鬶。因此，邵望平研究员推论道：“所谓‘周子孙匜’者，实则是山东的龙山文化中一类陶鬶的铜质仿制品。铜鬶、陶鬶很可能是同时代的产物。即使铜鬶时代稍晚，亦不致相差数个世纪。”[131]这是颇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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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清古鉴》中收录的“周子孙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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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陶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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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陶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