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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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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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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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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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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142]。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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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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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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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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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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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逐鹿何以在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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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中原”一词的含义，已知最早的出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秦汉之际的事。后来成为争夺天下的代名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也不知起于何时，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143]。而如上所述，“逐鹿”行动至少在距今4400年以后约五百年的时间里，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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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龙山时代的数百年，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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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教授，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他在《国家起源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学说[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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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罗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到限制的环境，比如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墨西哥谷地、秘鲁的深山峡谷与海边小河流域。其共同特点是：宜居宜农的土地，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两者截然分隔开来。在那些地区，小村庄逐渐扩大，然后分化、扩展，最终导致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这就是卡内罗限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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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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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卡内罗继续修订和完善自己的学说，提出对限制理论的两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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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资源集中论”。在亚马孙河流域，宜居宜耕的土地几乎不受限制，河流沿岸为何却有酋邦兴起？卡内罗的回答是，那些地区资源十分集中，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亚马孙河的优越条件吸引周围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故而，争夺沿岸土地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战败者为了不离开河流，往往屈服于战胜者，因而酋邦在此得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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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社会限制的补充学说是，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具体而言，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走以逃避攻击，只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结果是，中心区域的村庄发展得比边缘区域的村庄规模要大，原因在于，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方面，大的村庄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激烈的战事也使得中心村庄的头人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也是战争首领，其影响力随着战事的增加而扩大。村庄与村庄之间攻防联盟的出现，也比周边地区的情况更为普遍[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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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理论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在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是否也起过作用，卡内罗的理论无疑给我们的相关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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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逐鹿”中，中原文化走向强大的原因，赵辉教授也有提纲挈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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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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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原国家形成的动力、途径与机制问题，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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