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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曾介绍过“新砦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79]。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地域则以嵩山北麓的伊洛平原和嵩山南麓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恰是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新砦类遗存”的晚段和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但到了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晚段，新兴的二里头文化已覆盖了包括原“新砦类遗存”分布地域在内的更大的范围[180]。但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181]。与其后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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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与前述二里头都邑的膨大化和大建设浪潮同步，以其为辐射源，二里头文化的冲击波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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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里头二期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182]。说二里头文化一统中原，似不为过。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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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与控制模式（宫本一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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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划分为二至五个地方类型，显现了这支核心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其中以嵩山一带为中心的二里头类型和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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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等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184]。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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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加深对东下冯问题的理解。“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就把它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186]。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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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化大势的把握。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只要不执着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关于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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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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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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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史就得由物见人，就不能总围着“考古学文化”那堆“物”打转转。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说到底还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如果进一步追问，它就是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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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者当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像二里头文化不能和夏族画等号一样。那么它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那堆“物”中应当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动的“史影”，否则考古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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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讨论的是，二里头国家有疆域吗？常识告诉我们，有国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国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疆界”或“边界”的概念，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那时人口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增长，但还没到人挤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团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同一族团的聚落也不一定全连成片，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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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则日本学者对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推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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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学材料难以弄清中原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同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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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187]。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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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时代出土有陶礼器的遗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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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188]。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住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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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米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占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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