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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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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指出的是，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岗文化甚至殷墟文化时期。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由于传播距离的遥远，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在不断变化，年代上也会大大晚于二里头时代[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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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前后东亚玉璋的分布。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据邓聪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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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代中原式青铜剑的分布（西江清高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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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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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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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望平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内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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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由此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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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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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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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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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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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哪怕是不能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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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峰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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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不能不认为是极具震撼力的。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是十几年间的事。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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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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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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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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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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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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