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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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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存在了大约四百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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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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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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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据最新的相关发现和对以往考古材料的再检视，发掘者又提出了陶寺晚期“石峁集团”入侵—本地政权复辟——最终被剿灭的假说。何驽：《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史实是唯一的，而阐释是无穷的，一切均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里，我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故标题附以问号以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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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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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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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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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1217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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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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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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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炜研究员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中的发言，见《考古》198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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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宏：《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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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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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指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滨海地区，与现山东省大致相当或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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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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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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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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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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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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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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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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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高炜、吴钊：《陶寺遗址出土乐器的意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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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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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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