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0120 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1706649836]

1706650121 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三、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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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23 1.唐代基层组织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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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25 基层组织古已有之。汉代的乡官等级是县令之下即乡吏，乡吏之下即亭长，亭长之下即里正，里正之下为父老、伍人。如《汉书·尹赏传》：“乃户部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汉代的乡官还有三老、孝悌、力田三职，专司教导，职虽微而名甚荣。此外，乡官还有乡啬夫。《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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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27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职，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徇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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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29 六朝时，有亭长，与汉之乡吏所辖正同。有乡佐，又有三老、有秩、啬夫，与乡佐分司治化，非常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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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31 唐代贞观年间设有乡一级组织，《通典》卷33职官15“乡官”载：“大唐凡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谷更有认为，唐代乡的性质，是“以乡分县”，突出的是乡的区域性质；《唐六典·户部》突出的是乡的户籍单位性质；乡设长、佐又反映乡曾作为次县级行政区性质。但存在时间短，只在贞观九年到贞观十五年（635～641年）存在了七年。……因为村乡正长都由县令补选，也就是说村乡正长都必须听命于县令，因此，为邀功升迁，村乡正长便和县令沆瀣一气，联合起来欺骗朝廷。这种情况说明了太宗设立乡长、佐行政的做法是失败的，不仅没有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还直接导致了乡村控制的混乱。所以废掉乡级行政单位，削弱乡长（正）的行政权，强化其教化职能，成为扭转乡村混乱状况的必需措施。此后直到唐亡，“乡”再也没有以一级行政区的形式存在，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以户籍管辖区的形式，如果从赋役的角度，也可称之为财政供役区，“里”的性质也是如此。如贞观十五年废除乡的设置后，在唐代的文书中，仍有乡的名称出现。《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三载，“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阿斯塔那墓葬区九区二号墓出土《唐神龙二年（706）婺州兰溪县庸调布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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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33 婺州 兰溪县 瑞山乡 从善里 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绚 神龙二年 八月 日绪这里“乡”已不是一级行政区，它是以户籍管辖区的形式出现，从赋役的角度可称之为财政供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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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35 对于唐代里正与村正的关系问题，史学界有一些分歧。马新、齐涛认为贞观十五年废除乡的行政区划性质后，里正成为乡里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在《汉唐村落形态研究》一文中指出：“从开元二十五年《大唐令》规定及《通典》所记，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但只是每里置里正一人，未有乡官之设。从唐王朝县乡行政运作的有关史料看，县衙向乡所行文帖都是直接交里正办理。”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曾讲到州县文帖的运转：“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差。”说明里正对县衙文帖之承接。“总之，里正是唐代一乡最高长官，执掌一乡之政，管理各个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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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37 但林文勋、谷更有则认为，村正、里正的职责还有所侧重。设立村、坊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实际是治安的需要，村、坊属行政性质；分乡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收的目的，是财政的需要。因此，里正的职责主要侧重于户口、农桑和赋役上，村正的职责主要侧重在督察奸非上。当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村正、里正的职责各有侧重，因此他们就不会是上下级关系。李复言《续幽怪录》卷1《杨恭政》载：“杨恭政，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嫁同村王清，（一天突然不见）其夫以告其父母……村吏以告县令李邯……”这里涉及县里追查村里之事时，都是由县里直接跟村正交涉，只在交涉不利的情况下，会由里正协助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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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39 唐代法律对里正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唐律疏议》卷第十二《户婚》“里正不觉脱漏增减”条曰：“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里正之职责，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若听任户口逃亡脱漏，或管内人口增减年龄，要受到法律处罚。该卷“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条曰“里正及州、县官司，各于所部之内，妄为脱漏户口，或增减年状，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十五口流三千里。若有因脱漏增减，取其课调入己，计赃得罪，重于脱漏增减口罪者，即准赃以枉法论，计赃至死者加役流；其赃入官者，坐赃论。其品官受赃虽轻，以枉法论，一疋以上即除名，不必要须赃重。众人之物，亦累倍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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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41 唐代里正并不是流内官职，不入流。里正实是一种色役。谷更有认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对基层采取了乡官制治理方式。……到唐代睿宗时期，乡官制的控制方式已逐渐趋于崩溃。”“中国古代的乡治经历了乡官制和户役制两种形式。隋唐五代宋初恰是这两种乡治形式的过渡阶段。”正如史料所说“自唐以来，乡官之制，名虽存而实则废。凡里正等吏，仅以供县官驱役、差徭奔走。其猥贱与皂隶同，凡士人无为之者，迄明清皆如此。州官之美意破坏尽矣，非若汉末以陈实之大贤，亦可为亭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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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43 唐代仍有亭制。唐人《集异记》：“安阳城南五里有一亭，过客宿止辄死。有一士人不信，宿其中。”又，《摭遗记》：“灵壁县东界有一亭，旁有古树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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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45 《旧唐书》卷7《中宗纪》载：景龙四年“三月甲寅，幸临渭亭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旧唐书》卷37《五行志》载，神龙元年，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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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47 唐代村、里之上是州、县的设置。州设刺史，上州刺史（4万户以上），正三品；中州刺史（2万户以上），正四品上；下州刺史（2万户以下），正四品下。刺史下设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工作。上州和中州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曹，下州设司仓、司户、司法三曹。各曹设参军事一人。司功负掌官吏考课、选举、学校等事；司仓掌租赋征收、仓库保管等事；司户掌户籍、计帐、婚、田等事；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烽候传驿等事；司法掌刑狱的审讯；司士掌建筑和工匠的管理等事。各州均有录事参军1人，负责往来文书的收发和审核；经学博士1人，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1人，以百药救民疾病。县设县令。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从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下设县丞（上、中县从八品下，中、下县正九品上，下县正九品下）、主簿（上县正九品下，中、下县从九品上）、县尉（上县从九品上，中、下县从九品下）。县令掌导扬风化，察冤屈，听狱颂，注定籍帐，给授田地；传驿、仓库、盗贼、道路虽有专门官负责，县令也要兼知。县丞为县令之副手，主簿负责勾检，县尉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此外，还有司户佐、史，司法佐、史等吏员，分别负责各项事务的处理；经学博士，以经学教授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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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49 2.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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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51 唐代重视地方官吏的任用，刺史、县令是亲民之官，他们的言行，下联着基层民众，上联着朝廷，肩负着重要使命，故唐中央非常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唐代前期，刺史、县令的任用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多为贬官或勋官，不符合要求。二是重内职轻外任，地方官吏任期多者一两年，少者三五个月便得到迁转，无心地方发展。《旧唐书》卷74《马周传》记载了马周对贞观初年地方官吏状况的陈述：“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擢升宰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今朝廷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而折冲果毅之内，身材强者，先入为中郎将，其次始补州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唐代君臣力图改变这种不利于地方发展的局面，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拔与任用。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阅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思都督、刺史，堪养百姓，所以前代帝王，称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耳。虽文武百僚，各有所司，然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也。……县令甚是亲民要职，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尚为中都宰。至于升堂弟子七十二人，惟有言偃、子路、宓子贱始得相继为此官。”唐太宗把刺史之名字写在屏风上，时时观看，如果有善恶事迹，都列在其名下，据此确定他们的升降。唐太宗还亲下诏书，让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吏，举荐县令。唐玄宗也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选任，《新唐书·刑法志》指出：“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开元初，有人密奏玄宗：“今岁吏部选叙太滥，县令非材，全不简择。”当县令谢官之日，令引入内殿，玄宗问安人策一道，应试二百余人中，只有韦济策试第一，其中还有纸上未书一字的。玄宗提拔韦济为醴泉令，二十余人还旧官，四五十人放归习读，侍郎卢从愿、李朝隐贬为刺史。开元元年（713）规定：今后，都督、刺史赴任前，都要“面辞”，“朕当亲与畴咨，用观方略”。同年十二月底，重申：“都督、刺史、都护每欲赴任，皆引面辞讫，侧门取候进止。”通过“侧门论事”的方式向地方官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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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53 唐代官吏重内职轻外任，对此情况，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刺史朕当自简。县令，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长安四年（704）三月，则天与宰相讨论州县官吏问题，纳言李峤等奏曰：“安人之方，须择刺史。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今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寮。”凤阁侍郎韦嗣立率先垂范，以京官兼任汴州刺史。景云二年（711）十月十六日敕：“内外之职，出入须均，更递往来，始闻政治。京官中有才干堪治人者，量与外官；外官中有清慎著称者，量与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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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55 唐代中州出现了众多良吏，这些良吏对中州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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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57 （1）官吏与儒学教育：“自隋季版荡，庠序无闻，儒道坠泥涂，《诗》《书》填坑宑，眷言坟典，每用伤怀。顷年以来，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唐初统治者注意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旧唐书》卷189《儒学上》曰：“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焉。”唐高祖武德元年，在秘书省外别立小学，让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入学读书。唐太宗李世民设置弘文馆，选文儒之士虞世南、褚遂亮、姚思廉等人宿直。听政之余，在内殿讲论经意，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唐太宗征集天下儒士为学官，亲临国学听讲，并扩大国学规模，边远地区的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也遣子弟入国学读书，儒学出现繁荣之势。唐太宗又让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诵习。并让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共170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玄宗为太子时，就亲幸太学，大开讲论，赐学官、生徒束帛。即位后，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编写《儒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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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59 唐政府号召各州县及乡村实行儒学教育。“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乃王化之本也。”“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国子立周公、孔子庙。（武德）七年（624）二月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皆加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并令置学。”开元二十六年，制“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诸乡贡每年令就国子监谒先师，明经加口试。内外八品以下及草泽有博学文词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闻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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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61 在中央的号令下，唐代地方官吏非常重视兴办教育。开元初，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称咏不已。”唐代前期，中州乡村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王栖曜，濮州濮阳人也。初游乡学。天宝末，安禄山叛，尚衡起义兵讨之，以栖曜为牙将。下兖、郓诸州，军威稍振。进为衙前总管。”《太平广记卷》447“张简”引《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校讲《文选》。”同书卷494“修武县民”引《纪闻》：“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学，时夜学，生徒多宿。”乡村小学夜晚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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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63 乡村中开办的学校因离开城市通衢大道之外在乡间僻远的地方，故此类学校也称为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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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65 乡校古已有之。《公羊解诂》述井田之制曰：“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宣公十五年）《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古之乡校是村人议事的地方，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是村民聚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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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67 唐代中州乡校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出资兴办的，如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时兴办的学校就是此类；第二类是私人兴办的。隋末唐初人王恭“博涉六经”，尤擅三礼，为诸儒所推重。他在滑县乡里，兴学授徒，“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王恭开办的学校就属私人讲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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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169 唐代乡校教育，传授基础知识，如《千字文》、《兔园册》，为启蒙读物，是学生识字的课本。《千字文》为南朝梁代周兴嗣所撰，为了适合童蒙的文化程度，用千字编为四言韵语，便于记诵。内容则综合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的基本知识。此书在隋唐时十分流行。《兔园册》亦做《兔园策》、《兔园策府》，这是唐初贞观年间将王李诨令其僚佐杜嗣先收集古人事迹典故，用对偶文句分类编写而成。书中仿应科目策，自设问答，引证经史为训注。作为备日后攻读举业打基础的初级读物。唐、五代时，它在北方的乡里间十分流行，几乎是家备一本。其他为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或者史学著作等书籍。儒家注重伦理道德教育，故学校教育中更多的为儒家经典。《旧唐书》卷24《礼仪四》曰：“贞观十四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太宗又谓侍臣曰：‘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传授儒家的伦理道德。《旧唐书》卷73《王恭传》：“王恭者，滑州白马人也。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贞观初，征拜太学博士，其所讲《三礼》，皆别立义证，甚为精博。盖文懿、文达等皆当时大儒，罕所推借，每讲《三礼》，皆遍举先达义，而亦畅恭所说。”唐代科举考试分明经科和进士科，乡校教育也主要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学子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兼具文学知识。唐代地方学校学生学习的还有《文选》。如《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李邕传》记载李邕父亲李善的事迹说：“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地方教育虽得到重视，但府州县学的学习内容较之京都相对低浅些，大略可视为中级程度。玄宗开元年间，曾在敕文中规定：“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并年二十一以下，通一经以上及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可见在州县学仅传授一般性的知识，程度较低，学生能通一经以上，或未通经但年龄合格、有培养前途，方能由州县长官举送到中央入四门学读书。中央学与州县学的差别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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