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0070
1706650071
宗族乡里是封建势力利用人们固有的血缘、地缘关系进行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也是封建政权非常需要的一种重要辅助力量。《旧唐书》卷144《李观传》：
1706650072
1706650073
李观，洛阳人，其先自赵郡徙焉，秋官员外郎敬仁侄孙也。少习武艺，沉厚寡言，有将帅识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子仪善之，令佐坊州刺史吴伷，充防遏使，寻以忧免，居盩厔别业。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观于盩厔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1706650074
1706650075
李观原居住于中州地区，后因别业在盩厔，与中州地区交界，当“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之时，他率乡里子弟数千人护驾，足见其在乡里社会的威望与号召力。《太平广记》卷202元结引《国史补》云：“天宝之乱，元结自汝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
1706650076
1706650077
经过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大动乱，中原士族大量南迁，中州地区民族杂居的成分增多了。到了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长期稳定，宗族聚居的情况已远非北朝时期可比，但仍有一些宗族聚居的村子存在。《金石续编》著录《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表明，唐代前期，怀州修武县周村18家，有14家为周姓，其余四家外姓中有两家与周氏出身的女性有婚姻关系，周村是一个周姓的同族村落。
1706650078
1706650079
地方大姓在乡里社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
1706650080
1706650081
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贲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召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虚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及（王）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唐）高祖嘉之，拜光州刺史。
1706650082
1706650083
《唐语林》卷4《栖逸》：
1706650084
1706650085
大历中，关东饥疫，人多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
1706650086
1706650087
地方大族常利用其在乡里社会的号召力聚众自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淮源城土豪杨士林等在唐初起兵攻打朱粲，“败粲于淮源，粲奔菊潭。”“菊潭，在县（内乡县）北。源出县西北之石涧山，亦曰析谷，亦名石马峰，汇而为潭。傍生甘菊，其水甘香特重于诸水，居人饮之多寿，隋因此名县。”巴黎图书馆藏写本李义府撰《常何碑》略云：
1706650088
1706650089
公讳□，字□□，其先居河内温县，迺祖游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公）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既而炎灵将谢，政道云衰，黑山兢结，白波潜骇，爰顾宗姻，深忧沦溺。乡中豪杰五百余人以公诚信早张，誉望所集，互相□率，请为盟主。
1706650090
1706650091
地方大姓与州县佐吏有紧密的关系。新乡市博物馆新编《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载有唐开元七年大唐新卫州新乡县临清驿长孙氏石像之碑，题名内容有：
1706650092
1706650093
朝请大夫行长史□□□、通议大夫行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奉议郎行司户参军夏□□、朝议郎行司仓参军卢辅仁、□议郎行司兵参军杜崇□、奉议郎行司士参军魏□、宣德郎行□邓若水、宣议郎行主簿李宥、宣议郎行尉胡骑、□□县录事□□□□□、驿长孙壁合家供养佛时、祖义德、祖母杨、男思礼州、男思□、男思□、男思盅、孙思……礼妻……女大娘、女二娘、女三娘、孙女大娘、孙女二娘……姨夫陈师感、续姨孙、男赵……女夫李有仁……亲家郎张……杨氏舅母……外甥女郭大娘……堂侄孙元礼……（拓片）
1706650094
1706650095
从上述题名中，我们得知，除临清驿长孙壁一家及其姻亲题名外，有“朝请大夫行长史”、“通议大夫行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奉议郎行司户参军”、“朝议郎行司仓参军”、“□议郎行司兵参军”、“奉议郎行司士参军”、“宣德郎行□”、“宣议郎行主簿”、“宣议郎行尉”、“□□县录事”等十一个官员名称，这些均为州县佐吏。石碑上刻上州县佐吏的名字，以此来抬高其家庭地位，扩大其在乡间的威望，也反映出地方佐吏与乡间大族的某种特殊关系。州县里胥往往由地方豪吏担任。《唐语林》卷1《政事上》：
1706650096
1706650097
韩晋公镇淛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慄。时德宗幸梁许，众心遽惑。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或有诘者，云：“里胥耳。擒贼不获，惧死而逃，哨聚其类曰：我辈进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扰村劫县，浸漫滋多。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属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扰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淛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又痛断屠牛者，皆暴尸连日。谓人曰：“草贼非屠牛釃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当此际，贼皆失图。
1706650098
1706650099
唐代地方大姓往往担任州县的胥吏，对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影响。
1706650100
1706650101
官员出外做官，因乡里之情，也时常惦念家乡的事情。《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德宗时），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1706650102
1706650103
唐代官吏有城居的趋势，但广大的乡村仍生活着众多官绅。他们或致仕在家，或隐居不仕，或者经营着数量广大的农田。《唐语林》卷四《栖逸》：“荥阳人郑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一些官员在外地买田，客居于此，称为寄庄户。《旧唐书》卷187下《忠义·李憕传》：
1706650104
1706650105
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憕子源），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阳之北惠林寺，憕之旧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人未尝见其所习。先穴地为墓，预为终制，时时偃仰于穴中。
1706650106
1706650107
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之，征诛议大夫……不受。
1706650108
1706650109
这些寄居于中州地区的官员及其后裔也成为乡村大族。
1706650110
1706650111
乡村士绅对官吏的政绩名声有着重要影响。唐代反映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立生祠或立德政碑。《唐律疏仪》卷11《职制律》规定：
1706650112
1706650113
诸在官长吏未能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喻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官人虽有政迹，而自遣所部立碑，或遣申请者，官人亦依前科罪。若所部自立及自申上，不知、不遣者，不坐。
1706650114
1706650115
对于为官一任的州县官员来说，政绩是其升迁的重要依据，而政绩及名声的好坏，决不是自己一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它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而乡村官绅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乡绅是民众领袖，是否立碑、立生祠，都须由这些人出面，率领民众响应，形成一种威势。故而一方的父母官常对乡村大族另眼相看。乡绅依仗父母官扩张威势，而父母官须依靠乡绅的支持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行政官员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唐代州县官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本州人不能在本州为官，地区的生疏感更使得到任的行政官员与乡绅结成亲密关系，以加强其施政能力。
1706650116
1706650117
1706650118
1706650119
[
上一页 ]
[ :1.706650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