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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出外做官，因乡里之情，也时常惦念家乡的事情。《旧唐书》卷152《张万福传》：“（德宗时），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饷之。又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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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吏有城居的趋势，但广大的乡村仍生活着众多官绅。他们或致仕在家，或隐居不仕，或者经营着数量广大的农田。《唐语林》卷四《栖逸》：“荥阳人郑损……卢臧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一些官员在外地买田，客居于此，称为寄庄户。《旧唐书》卷187下《忠义·李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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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憕子源），以父死祸难，无心禄仕，誓不婚妻，不食酒肉。洛阳之北惠林寺，憕之旧墅也，源乃依寺僧，寓居一室，依僧斋戒，人未尝见其所习。先穴地为墓，预为终制，时时偃仰于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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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之，征诛议大夫……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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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寄居于中州地区的官员及其后裔也成为乡村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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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士绅对官吏的政绩名声有着重要影响。唐代反映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立生祠或立德政碑。《唐律疏仪》卷11《职制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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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在官长吏未能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实无政迹，妄述己功，崇饰虚辞，讽喻所部，辄立碑颂者，徒一年。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若虚状上表者，从“上书诈不实”，徒二年。“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若官人不遣立碑，百姓自立及妄申请者，从“不应为重”，科杖八十，其碑除毁。官人虽有政迹，而自遣所部立碑，或遣申请者，官人亦依前科罪。若所部自立及自申上，不知、不遣者，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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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官一任的州县官员来说，政绩是其升迁的重要依据，而政绩及名声的好坏，决不是自己一个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它受众多因素的影响，而乡村官绅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乡绅是民众领袖，是否立碑、立生祠，都须由这些人出面，率领民众响应，形成一种威势。故而一方的父母官常对乡村大族另眼相看。乡绅依仗父母官扩张威势，而父母官须依靠乡绅的支持作为自己施政的基础。行政官员与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唐代州县官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本州人不能在本州为官，地区的生疏感更使得到任的行政官员与乡绅结成亲密关系，以加强其施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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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三、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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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基层组织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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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古已有之。汉代的乡官等级是县令之下即乡吏，乡吏之下即亭长，亭长之下即里正，里正之下为父老、伍人。如《汉书·尹赏传》：“乃户部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汉代的乡官还有三老、孝悌、力田三职，专司教导，职虽微而名甚荣。此外，乡官还有乡啬夫。《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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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职，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徇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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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有亭长，与汉之乡吏所辖正同。有乡佐，又有三老、有秩、啬夫，与乡佐分司治化，非常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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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贞观年间设有乡一级组织，《通典》卷33职官15“乡官”载：“大唐凡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谷更有认为，唐代乡的性质，是“以乡分县”，突出的是乡的区域性质；《唐六典·户部》突出的是乡的户籍单位性质；乡设长、佐又反映乡曾作为次县级行政区性质。但存在时间短，只在贞观九年到贞观十五年（635～641年）存在了七年。……因为村乡正长都由县令补选，也就是说村乡正长都必须听命于县令，因此，为邀功升迁，村乡正长便和县令沆瀣一气，联合起来欺骗朝廷。这种情况说明了太宗设立乡长、佐行政的做法是失败的，不仅没有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还直接导致了乡村控制的混乱。所以废掉乡级行政单位，削弱乡长（正）的行政权，强化其教化职能，成为扭转乡村混乱状况的必需措施。此后直到唐亡，“乡”再也没有以一级行政区的形式存在，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以户籍管辖区的形式，如果从赋役的角度，也可称之为财政供役区，“里”的性质也是如此。如贞观十五年废除乡的设置后，在唐代的文书中，仍有乡的名称出现。《旧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三载，“管郡总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阿斯塔那墓葬区九区二号墓出土《唐神龙二年（706）婺州兰溪县庸调布题》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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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 兰溪县 瑞山乡 从善里 姚君才庸调布一端绚 神龙二年 八月 日绪这里“乡”已不是一级行政区，它是以户籍管辖区的形式出现，从赋役的角度可称之为财政供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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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代里正与村正的关系问题，史学界有一些分歧。马新、齐涛认为贞观十五年废除乡的行政区划性质后，里正成为乡里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在《汉唐村落形态研究》一文中指出：“从开元二十五年《大唐令》规定及《通典》所记，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但只是每里置里正一人，未有乡官之设。从唐王朝县乡行政运作的有关史料看，县衙向乡所行文帖都是直接交里正办理。”杜牧《与汴州从事书》曾讲到州县文帖的运转：“某每任刺史，应是役夫及竹木瓦砖工巧之类，并自置板簿，要使役，即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差。”说明里正对县衙文帖之承接。“总之，里正是唐代一乡最高长官，执掌一乡之政，管理各个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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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文勋、谷更有则认为，村正、里正的职责还有所侧重。设立村、坊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实际是治安的需要，村、坊属行政性质；分乡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收的目的，是财政的需要。因此，里正的职责主要侧重于户口、农桑和赋役上，村正的职责主要侧重在督察奸非上。当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村正、里正的职责各有侧重，因此他们就不会是上下级关系。李复言《续幽怪录》卷1《杨恭政》载：“杨恭政，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嫁同村王清，（一天突然不见）其夫以告其父母……村吏以告县令李邯……”这里涉及县里追查村里之事时，都是由县里直接跟村正交涉，只在交涉不利的情况下，会由里正协助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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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律对里正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唐律疏议》卷第十二《户婚》“里正不觉脱漏增减”条曰：“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里正之职责，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若听任户口逃亡脱漏，或管内人口增减年龄，要受到法律处罚。该卷“里正官司妄脱漏增减”条曰“里正及州、县官司，各于所部之内，妄为脱漏户口，或增减年状，以出入课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十五口流三千里。若有因脱漏增减，取其课调入己，计赃得罪，重于脱漏增减口罪者，即准赃以枉法论，计赃至死者加役流；其赃入官者，坐赃论。其品官受赃虽轻，以枉法论，一疋以上即除名，不必要须赃重。众人之物，亦累倍而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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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里正并不是流内官职，不入流。里正实是一种色役。谷更有认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对基层采取了乡官制治理方式。……到唐代睿宗时期，乡官制的控制方式已逐渐趋于崩溃。”“中国古代的乡治经历了乡官制和户役制两种形式。隋唐五代宋初恰是这两种乡治形式的过渡阶段。”正如史料所说“自唐以来，乡官之制，名虽存而实则废。凡里正等吏，仅以供县官驱役、差徭奔走。其猥贱与皂隶同，凡士人无为之者，迄明清皆如此。州官之美意破坏尽矣，非若汉末以陈实之大贤，亦可为亭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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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仍有亭制。唐人《集异记》：“安阳城南五里有一亭，过客宿止辄死。有一士人不信，宿其中。”又，《摭遗记》：“灵壁县东界有一亭，旁有古树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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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7《中宗纪》载：景龙四年“三月甲寅，幸临渭亭禊饮，赐群官柳棬以辟恶。”《旧唐书》卷37《五行志》载，神龙元年，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减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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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村、里之上是州、县的设置。州设刺史，上州刺史（4万户以上），正三品；中州刺史（2万户以上），正四品上；下州刺史（2万户以下），正四品下。刺史下设别驾、长史、司马，协助刺史工作。上州和中州设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曹，下州设司仓、司户、司法三曹。各曹设参军事一人。司功负掌官吏考课、选举、学校等事；司仓掌租赋征收、仓库保管等事；司户掌户籍、计帐、婚、田等事；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烽候传驿等事；司法掌刑狱的审讯；司士掌建筑和工匠的管理等事。各州均有录事参军1人，负责往来文书的收发和审核；经学博士1人，掌《五经》教授诸生；医药博士1人，以百药救民疾病。县设县令。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从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下设县丞（上、中县从八品下，中、下县正九品上，下县正九品下）、主簿（上县正九品下，中、下县从九品上）、县尉（上县从九品上，中、下县从九品下）。县令掌导扬风化，察冤屈，听狱颂，注定籍帐，给授田地；传驿、仓库、盗贼、道路虽有专门官负责，县令也要兼知。县丞为县令之副手，主簿负责勾检，县尉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此外，还有司户佐、史，司法佐、史等吏员，分别负责各项事务的处理；经学博士，以经学教授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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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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