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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为河南尹时，其政绩也为人称颂。《旧唐书》卷100《李杰传》：“李杰，本名务光，相州滏阳人。后魏相州刺史宝之后也。其先自陇西徙焉。”开元初年，为河南尹，他注意听取民声，处理诉讼，“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受到民众爱戴。起先，黄河与汴水之间有一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李杰奏请调发汴、郑丁夫进行疏浚，省功速成，“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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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元年间，为河南作出贡献的还有元德秀。他生于694年，卒于754年，字紫芝，祖籍陆浑（今嵩县），后定居鲁山商余山，唐开元年间进士，735年出任鲁山县令。元德秀为政清廉，一生不置家产，官俸除供养母亲及幼侄外，全都用来救济贫困及孤寡之人。他为民请命，直言敢谏。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出游东都洛阳，在五凤楼前搭设舞台，令三百里内州县官吏带艺人献歌献舞。许多州县官吏为取悦皇帝，大兴豪华奢靡之风，所献歌舞，尽皆歌颂升平。而元德秀却让随从艺人演唱他自编的《于蒍》歌舞，反映鲁山地僻土瘠、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唐玄宗深受感动，大加赞赏，并免除鲁山百姓的赋税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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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经过安史之乱，满目疮痍，但当时地方的刺史、节度使也都在招抚流散，劝课农桑。肃、代之间，滑、亳、魏、博等州节都使令狐彰，“内检军戎，外牧黎庶”，“田畴大辟，库藏充积”。《旧唐书》卷124《令狐彰传》记载：其父“（令狐）濞，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以清白闻，本道采访使宋鼎引为判官”。“安禄山叛逆……（令狐）彰乃明示三军，晓以逆顺，众心感附，咸悉力为用……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肃宗深嘉之，礼甚优厚……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节度，仍加银青光禄大夫，镇滑州，委平残寇。及史朝义灭，迁御史大夫，封霍国公，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未几，检校右仆射，余并如故。彰在职，风化大行。滑州疮痍未复，城邑为墟，彰以身励下，一志农战，内检军戎，外牧黎庶，法令严酷，人不敢犯。数年间，田畴大辟，库藏充积，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时犬戎犯边，征兵防秋。彰遣属吏部统营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余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赍粮，所过州县，路次供拟，皆让而不受，经闾里不犯秋毫，识者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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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初年，相卫节度使薛嵩，颇有治名，“数年间，管内粗理”。《旧唐书》卷124《薛嵩传》记载：“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充相、卫、络、邢等州节度观察使，承嗣镇魏州，忠志镇恒州，怀仙镇幽州，各据数州之地。时多事之后，故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职，数年间，管内粗理，累迁检校右仆射。”元和中，他的儿子郑、滑节督薛平，疏黄河古道二十里，自是“滑人遂无水患”。《旧唐书》卷124《薛嵩传附薛平传》：“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荐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812），淮西用兵，自左龙武大将军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累有战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岁常为水患。平询访得古河道，接卫州黎阳县界。平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同上闻，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决旧河以分水势，滑人遂无水患。居镇六年，入为左金吾大将军。未几，复为郑滑节度观察使。及平李师道，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以淄、青、齐、登、莱五州为平卢军，以平为节度、观察等使，仍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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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134《马燧传》：“迁郑州刺史，燧乃劝课农亩，总其户籍，岁一税之，州人以为便。大历四年（769），改怀州刺史，乘乱兵之后，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葬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穞谷，人颇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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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年（786年），河淮之间的陈许，在节督使曲环的治理下，“政令宽简，赋役均平”，“流亡复业，兵食皆足”。《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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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1《孟元阳传》：“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环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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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对滑州也作出了贡献。《唐语林》卷七《补遗》：“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沦垫之患。贞元中贾丞相耽凿八角井于城隅，以镇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撞以其事上闻，立贾公祠，命从事韦岫纪其事。”《全唐文补编》卷58《滑州新井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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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城控白马之津，迩斥卤之溢，里居者井无良焉，宰夫司庖，汲用自远，人则劳已，心曷以宁，乃相土宜，视水脉，因便道，求美泉，得之于城濠之右隅，合为一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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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谈了史迹中所载的官吏的治绩。另外，唐代中州乡民也常常为有政绩的官员立碑，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及《旧唐书》记载，唐代中州官员的政绩碑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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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相州刺史许圉师德政碑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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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刺史贾公清德颂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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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叶县令宋君遗爱碑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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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长史卢公善政颂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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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济源令李造遗爱碑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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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重修李造遗爱碑记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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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扶沟令马光淑颂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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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汝州刺史李深遗爱碑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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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鲁山墓碣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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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鲁山琴台记 1894（以上为《金石录》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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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敦颐、贾敦实棠棣碑《旧唐书·良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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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吏与社会治安：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在基层社会的治安管理方面，也出现了较好的局面。唐代乡村社会治安的具体措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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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州、县、里齐抓共管。唐代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若当里正无人，听于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唐代里正、村正及保长是负责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的最基层官吏。此外，州县长官也把乡村治安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唐代对地方官的治安职责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卷20《贼盗》“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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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内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里正笞五十，坊正、村正亦同。三人加一等；县内，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部界内有盗发及杀人者，一处以一人论，杀人者仍同强盗之法。《疏》议曰：“部内”，谓州、县、乡、里所管之内，百姓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谓外盗入境，所部容止：所管里正笞五十。注云“坊正、村正亦同”谓得罪亦同里正。“三人加一等”，四人行盗，合杖六十。“县内，一人笞三十”，谓县内一人行盗，县令笞三十，“四人加一等”，有五人行盗即答四十之类。注云“部界内有盗发”，谓里正等以上，部界之内有盗发及杀人者。“一处以一人论”，谓一处盜发，同部内一人行盗；一处杀人，同一人行强盗，故云“一处以一人论”。杀人者仍从强盗之法，下文“强盗者加一等”，杀人者亦加一等，与强盗同。即是部内有一人强盗者，里正等杖六十，虽非部内人，但当境内强盗发，亦准此。容止杀人贼者，亦依强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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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基层社会治安一级一级分别设有责任人，有不同的规定。如上文所说，发生贼盗之事，里正、村正都要受到惩罚，由于村、里的性质不同，实际上也决定了村正、里正的职责的侧重有别。设立村、坊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实际是治安的需要，村、坊属行政性质；分乡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收的目的，是财政的需要。因此，里正的职责主要侧重于户口、农桑和赋役上，村正的职责主要侧重在督察奸非上。当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村正、里正的职责各有侧重，因此他们就不会是上下级关系。李复言《续幽怪录》卷1《杨恭政》载：“杨恭政，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嫁同村王清，（一天突然不见）其夫以告其父母……村吏以告县令李邯……”这里涉及县里追查村里之事时，都是由县里直接跟村正交涉，只在交涉不利的情况下，会由里正协助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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