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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71 第二，积极发展乡村经济。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经济发展了，民生问题解决了，基层治安才会出现良好的局面。唐代把能否安养百姓，维持良好的社会治安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并对政绩好的官吏进行嘉奖，勉励地方官发展生产。姜师度，开元时迁陕州刺史，“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两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特加紫金光禄大夫”。唐代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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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73 第三，利用宗族的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治安管理。唐代宗族在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在唐代，宗族聚居是很普遍的事情。白居易描写徐州古丰县陈朱村的情况时说：“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宗族族大人众，往往有自己的族规，对全族的事务进行管理。唐政府常借助宗族势力加强乡村社会治安管理。如梓州射洪县陈子昂一家，自南朝齐、梁以来，世居新城郡射洪县，其六世祖陈太平“兄弟三人，为郡豪杰”，叔祖陈嗣辟良田，务农政，“九族以亲之，乡党以欢之，居十余年，家累千金”，在85岁去世时，“乡里会葬者千余人”。陈嗣作为家长和族首，他利用同宗共祖的关系得到大众的拥护。陈嗣没有做官，占有众多的良田，家累千金，是当地的豪强。陈嗣偶尔因公事去州县官府，也常与州县官磋商，按其意图处理乡里纠纷。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年弱冠，早为州闾所服”。“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其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也。”这位年轻土豪并没有做官，名声却远闻近二千里的京师长安。他裁决当地诉讼纠纷的声望比地方官府大，众多唯命是听的人自是其亲从九族和邻里乡党，显示了地方土豪在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中的社会作用以及干预政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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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75 第四，进行普法宣传。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唐统治者非常重视法律的修订。唐高祖时，命裴寂等人修成《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订，编成《贞观律》，并颁行全国；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修订唐律，命名为《永徽律》，于永徽二年（651）颁行全国，永徽三年，又对《永徽律》做了具体解释，撰成《疏议》30卷，永徽四年，疏议附于律文之后正式颁行，并流传至今。唐代科举考试开设明法科，激励读书人学习法律知识。《唐律疏议》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卷28《捕亡律》“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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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77 诸邻里被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盗窃者，各减二年。《疏议》曰：依《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既同邑落，邻居接续，而被强盗及杀人者，皆须递告，即救助之，若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虽不承告，声响相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杖九十。“力势不能赴救者”，谓贼强人少，或老小羸弱，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罪科之。“其官司不即救助者”，依《捕亡令》：“有盗贼及伤杀者，即告随近官司、村坊、屯驿。闻告之处，率随近军人及夫，从发处追捕。”若其所在官司知而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盗窃，各减二等”，谓邻里被窃盗，承告而不救助者，从杖一百上减；闻而不救助者，从杖九十上减；官司承告而不救助者，从徒一年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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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79 法律强调乡村邻里之间的相互救助义务，若邻里不告官和及时救助，处杖刑一百。因势不能救助也不告官者，要杖九十。报官后，若官府不立即实施救助，要处徒刑一年。对邻里不救助或随近官司失职行为也给予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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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81 唐律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也给予约束。《唐律疏议》卷22《斗讼律》中有对“殴伤妻妾”、“妻殴詈夫”、“殴缌麻兄子”、“殴兄姊”、“殴詈祖父母、父母”、“妻妾殴詈父母”、“妻妾殴詈故夫父母”、“殴兄妻夫弟妹”等行为的处罚；卷23《斗讼律》中对“殴妻前夫子”、“殴詈夫期亲尊长”的处罚也有明确规定。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孙，也有具体的处罚规定。《唐律》卷27《杂律》对私食、毁弃田园瓜果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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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83 诸于官私田园，辄食瓜果之类，坐赃论；弃毁者，亦如之；即持去者，准盗论。《疏议》曰：称“瓜果之类”，即杂蔬菜等皆是。若于官私田园之内，而辄私食者，坐赃论。其有弃毁之者，计所弃毁，亦同辄食之罪，故云“亦如之”。持将去者，计赃，准盗论。并征所费之赃，各还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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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85 对毁坏器物、树林、稼穑的，《唐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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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87 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者，各减三等。《疏议》曰：“毁弃官私器物”，谓是杂器、财物，辄有弃掷、毁坏；“及毁伐树木、稼穑者”，种之曰稼，敛之曰穑，麦、禾之类：各计赃，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谓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树木、稼穑者，各减故犯三等，谓其赃并备偿。若误毁、失私物，依下条例，偿而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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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89 唐律对偷食、毁坏、盗窃官私田园瓜果蔬菜以及毁伐树木、麦、禾之类者，要根据偷窃、毁伐的情况，照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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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91 《唐律疏议》对非时烧田者，也有处罚。《唐律》卷27《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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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93 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赃重者，坐赃论减三等；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疏议》曰：“失火”，谓失火有所烧，及不依令文节制而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其于当家之内失火者，皆罪失火之人。注云：“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三十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须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各杖八十。“赃重者”，谓计赃得罪重于杖八十，坐赃论减三等。准赃二十匹以上，即从赃科。“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谓烧杀人者，失火及烧田之人减死二等，合徒三年；不合偿死者，从本杀伤罪减。其赃若损众家之物者，并累亦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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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95 《唐律》卷27《杂律》还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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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97 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疏议》曰：人在行路之上，或须燃火，事了发去，皆须灭之。若不扑灭，而致延烧他人林木、舍宅、财物，或杀伤人者，各减上文罪一等：谓延烧赃少者，杖八十上减一等；赃重者，坐赃上减四等，罪止徒一年；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三等。故云“各减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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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299 《唐律》对非时烧田引起火灾致使别人舍宅、财物受损者，要处杖刑八十。后果严重者，还要按赃罪或杀人罪论处。若在行路途中燃火不及时灭火引起火灾事故的，也要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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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01 诸如此类，《唐律》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约束人们的行为。唐代的法律极其细密，对细小的违法事件也给予惩处，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从而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温恭有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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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03 第五，提倡德治，用道德的力量进行约束。唐代的法律是礼法并用，德主刑辅。唐代在司法实践中，注重礼治的作用。如张允济做武阳令时，与武阳县临界的元武县有一起财产纠纷案。当事人曾经带着一头母牛与妻家人一同生活，八九年之后，要分家了，这时，他的那头母牛已生下十余头小牛，但妻家人就是不给他。当事人无奈，只好上诉到县里，可县上对此经济纠纷也无能为力。当事人便又到临县县令张允济这里上诉。张允济接到诉状，问：“你那里有县令，为何到这里上诉？”当事人哭着说明了原由。张允济命人将当事人捆住，并用衣服蒙住脸。来到妻家村庄后，声言要捉盗牛贼，把村上的牛都集中到一块，询问每家牛的来处。妻家不知是何用意，唯恐自己受到牵连，便说：“这是女婿家的牛，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张允济马上揭掉蒙在女婿脸上的衣衫说：“这就是你的女婿，可以将牛归还他了。”妻家叩头谢罪。元武县令听说以后，非常惭愧。还有一次，张允济在路上碰到一位老大娘，她在葱地里搭房看葱。张允济对老大娘说：“你回去吧，不用在这里守护。如果遇到贼偷，就来告诉我。”老大娘便回家了。可隔了一宿，地里的大葱却丢失了。老大娘跑到张允济那里告状。张允济把葱地周围十里内的男女都召集到一起审问，最终捉到了盗葱贼。曾经有个赶路人，夜晚歇息，天明走出十里之遥，发现衣服忘在歇息的地方了，人们对他说：“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你只要能回去找，肯定能找到。”最后果然找到了。张允济治理武阳，社会治安良好，远近称颂。唐开元中，韦景骏为贵乡令，县里有母子相讼，景骏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儿子说：“我少孤，见别人奉养亲人，常恨自己没有机会。你这样幸运，为何要惹母亲不高兴呢？”景骏又取来《孝经》让儿子阅读，母子都被感化了，后来成为人们称颂的慈母和孝子。唐朝注重以“孝”治天下，天宝三载（744），“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唐政府还明令天下各家藏《论语》一本。民间也相继出现了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书籍，如《励忠节抄》、《孝子传》、《劝善经》、《劝孝歌》、《孝顺乐赞》等。这些书籍的推广与流传，对民众道德修养的提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唐代政府借助道德力量治理基层社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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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05 唐代乡村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各级管理者注意发展乡村经济，并能深入民众进行普法宣传，解决纠纷，把工作做细做深，与群众打成一片。唐政府也注意正面引导，在基层社会，提倡正气，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与约束作用。唐政府还借助宗族的力量来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唐代乡村良好的治安环境也为基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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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07 下面叙述官吏与中州乡村社会的治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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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09 元德秀为鲁山县令时，执法严谨，且宽厚待民。时有一盗徒入狱，恰逢虎害，盗徒愿以格杀猛虎以自赎。胥吏劝阻，元德秀说：“许之矣，不可负约。即有累，吾当坐，不及余人。”盗徒果然杀死了猛虎，背尸而归，为鲁地除了一大害。元德秀诚信化人，为百姓造福，得到全县民众敬仰，并被朝政官员誉为“元鲁山”。李华曾为其撰《鲁山令元德秀墓碑》，颜真卿书写，李阳冰撰额，后人争相模写，号为“四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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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11 官吏对地方社会的治理重在以惠养人。《旧唐书》卷185上《良吏·贾敦实传》：“咸亨元年，（敦实）累转洛州长史，甚有惠政。时洛阳令杨德幹杖杀人吏，以立威名，敦实曰：‘政在养人，义须存抚，伤生过多，虽能亦不足贵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为之稍减。……初敦实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敦实后为怀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棠棣”是一个典故，出自《诗经·小雅·常棣》，其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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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13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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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15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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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17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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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50319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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