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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年（786年），河淮之间的陈许，在节督使曲环的治理下，“政令宽简，赋役均平”，“流亡复业，兵食皆足”。《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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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51《孟元阳传》：“孟元阳，起于陈许军中，理戎整肃，勤事，善部署。曲环之为节度，元阳已为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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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对滑州也作出了贡献。《唐语林》卷七《补遗》：“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沦垫之患。贞元中贾丞相耽凿八角井于城隅，以镇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撞以其事上闻，立贾公祠，命从事韦岫纪其事。”《全唐文补编》卷58《滑州新井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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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城控白马之津，迩斥卤之溢，里居者井无良焉，宰夫司庖，汲用自远，人则劳已，心曷以宁，乃相土宜，视水脉，因便道，求美泉，得之于城濠之右隅，合为一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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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谈了史迹中所载的官吏的治绩。另外，唐代中州乡民也常常为有政绩的官员立碑，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及《旧唐书》记载，唐代中州官员的政绩碑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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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相州刺史许圉师德政碑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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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刺史贾公清德颂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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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叶县令宋君遗爱碑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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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洛州长史卢公善政颂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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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济源令李造遗爱碑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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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重修李造遗爱碑记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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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扶沟令马光淑颂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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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汝州刺史李深遗爱碑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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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鲁山墓碣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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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鲁山琴台记 1894（以上为《金石录》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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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敦颐、贾敦实棠棣碑《旧唐书·良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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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吏与社会治安：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在基层社会的治安管理方面，也出现了较好的局面。唐代乡村社会治安的具体措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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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州、县、里齐抓共管。唐代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若当里正无人，听于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唐代里正、村正及保长是负责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的最基层官吏。此外，州县长官也把乡村治安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唐代对地方官的治安职责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唐律疏议》卷20《贼盗》“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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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部内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里正笞五十，坊正、村正亦同。三人加一等；县内，一人笞三十，四人加一等；部界内有盗发及杀人者，一处以一人论，杀人者仍同强盗之法。《疏》议曰：“部内”，谓州、县、乡、里所管之内，百姓有一人为盗；“及容止盗者”，谓外盗入境，所部容止：所管里正笞五十。注云“坊正、村正亦同”谓得罪亦同里正。“三人加一等”，四人行盗，合杖六十。“县内，一人笞三十”，谓县内一人行盗，县令笞三十，“四人加一等”，有五人行盗即答四十之类。注云“部界内有盗发”，谓里正等以上，部界之内有盗发及杀人者。“一处以一人论”，谓一处盜发，同部内一人行盗；一处杀人，同一人行强盗，故云“一处以一人论”。杀人者仍从强盗之法，下文“强盗者加一等”，杀人者亦加一等，与强盗同。即是部内有一人强盗者，里正等杖六十，虽非部内人，但当境内强盗发，亦准此。容止杀人贼者，亦依强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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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基层社会治安一级一级分别设有责任人，有不同的规定。如上文所说，发生贼盗之事，里正、村正都要受到惩罚，由于村、里的性质不同，实际上也决定了村正、里正的职责的侧重有别。设立村、坊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管理，实际是治安的需要，村、坊属行政性质；分乡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收的目的，是财政的需要。因此，里正的职责主要侧重于户口、农桑和赋役上，村正的职责主要侧重在督察奸非上。当然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村正、里正的职责各有侧重，因此他们就不会是上下级关系。李复言《续幽怪录》卷1《杨恭政》载：“杨恭政，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嫁同村王清，（一天突然不见）其夫以告其父母……村吏以告县令李邯……”这里涉及县里追查村里之事时，都是由县里直接跟村正交涉，只在交涉不利的情况下，会由里正协助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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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积极发展乡村经济。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经济发展了，民生问题解决了，基层治安才会出现良好的局面。唐代把能否安养百姓，维持良好的社会治安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并对政绩好的官吏进行嘉奖，勉励地方官发展生产。姜师度，开元时迁陕州刺史，“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两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特加紫金光禄大夫”。唐代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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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用宗族的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治安管理。唐代宗族在乡村社会中拥有一定的社会力量。在唐代，宗族聚居是很普遍的事情。白居易描写徐州古丰县陈朱村的情况时说：“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宗族族大人众，往往有自己的族规，对全族的事务进行管理。唐政府常借助宗族势力加强乡村社会治安管理。如梓州射洪县陈子昂一家，自南朝齐、梁以来，世居新城郡射洪县，其六世祖陈太平“兄弟三人，为郡豪杰”，叔祖陈嗣辟良田，务农政，“九族以亲之，乡党以欢之，居十余年，家累千金”，在85岁去世时，“乡里会葬者千余人”。陈嗣作为家长和族首，他利用同宗共祖的关系得到大众的拥护。陈嗣没有做官，占有众多的良田，家累千金，是当地的豪强。陈嗣偶尔因公事去州县官府，也常与州县官磋商，按其意图处理乡里纠纷。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年弱冠，早为州闾所服”。“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其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也。”这位年轻土豪并没有做官，名声却远闻近二千里的京师长安。他裁决当地诉讼纠纷的声望比地方官府大，众多唯命是听的人自是其亲从九族和邻里乡党，显示了地方土豪在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中的社会作用以及干预政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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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行普法宣传。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唐统治者非常重视法律的修订。唐高祖时，命裴寂等人修成《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订，编成《贞观律》，并颁行全国；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等人修订唐律，命名为《永徽律》，于永徽二年（651）颁行全国，永徽三年，又对《永徽律》做了具体解释，撰成《疏议》30卷，永徽四年，疏议附于律文之后正式颁行，并流传至今。唐代科举考试开设明法科，激励读书人学习法律知识。《唐律疏议》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卷28《捕亡律》“邻里被强盗不救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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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邻里被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盗窃者，各减二年。《疏议》曰：依《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既同邑落，邻居接续，而被强盗及杀人者，皆须递告，即救助之，若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虽不承告，声响相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杖九十。“力势不能赴救者”，谓贼强人少，或老小羸弱，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罪科之。“其官司不即救助者”，依《捕亡令》：“有盗贼及伤杀者，即告随近官司、村坊、屯驿。闻告之处，率随近军人及夫，从发处追捕。”若其所在官司知而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盗窃，各减二等”，谓邻里被窃盗，承告而不救助者，从杖一百上减；闻而不救助者，从杖九十上减；官司承告而不救助者，从徒一年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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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强调乡村邻里之间的相互救助义务，若邻里不告官和及时救助，处杖刑一百。因势不能救助也不告官者，要杖九十。报官后，若官府不立即实施救助，要处徒刑一年。对邻里不救助或随近官司失职行为也给予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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