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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代中州地区租税征收多以绢代替，故民间养蚕织丝甚为普遍。《太平广记》卷133《王公直》：“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制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太平广记》卷393“王干”引《酉阳杂俎》：“唐贞元中初，郑州王干，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雷雨，因人蚕室中避之。”记载了乡村民众平时以养蚕种桑为业的情况。《旧唐书》卷153《卢坦传》：“卢坦，字保衡，河南洛阳人，其先自范阳徙焉。……后为寿安令，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坦请延十日，府不许。坦令户人但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耳。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记载了百姓上缴纺织品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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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隋唐史·手工业及物产》一节谈到全国土贡丝织品时说，绢分八等：一等宋、亳。二等郑、汴、漕、怀。三等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四等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五等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六等益、彭、蜀、梓、汉、剑、遂、简、绵、襄、褒、邓。七等资、眉、邛、雅、嘉、陵、阆、普、壁、集、龙、果、洋、渠。八等通、巴、蓬、金、均、开、合、兴、利、泉、建、闽。唐代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州地区的丝织品在全国占有一定名次，宋州生产的绢为第一等；郑、汴、怀生产的绢为第二等；滑、卫、陈、濮生产的绢为第三等；许、豫、仙生产的绡为第四等；颍、申、光、唐、黄生产的绢为第五等；邓州生产的绢为第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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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中州地区纺织品上供情况：汝州临汝郡土贡：絁；虢州弘农郡土贡：絁；滑州灵昌郡土贡：方文绫、纱、绢；郑州荥阳郡土贡：绢；颍州汝阴郡土贡：絁、绵；许州颍川郡土贡：绢；陈州淮阳郡土贡：绢；汴州陈留郡土贡：绢；宋州睢阳郡土贡：绢；濮州濮阳郡土贡：仙文绫；怀州河内郡土贡：平纱、平绸；卫州汲郡土贡：绫、绢；泌阳淮安郡土贡：绢；邓州南阳郡土贡：丝布；光州弋阳郡土贡：葛布；申州义阳郡土贡：绯葛、苎布、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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絁是与绢相似的平素类织物。一般认为它比绢粗厚，通常是经细纬粗，织物呈现横向凸条纹。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绵紬类织物。绫在唐代非常流行，按照组织，可将其分成平纹暗花绫、斜纹地暗花绫和素绫三类。纱是丝线纤细、密度稀疏的平纹织物。纱之极轻者可名轻容，纱之平整者可名方孔。绢是一般平素类丝织物的通称，分生、熟两种。生绢是指未经精练脱胶的平纹织物；熟绢是生绢脱胶之后的称呼。又可称为练；熟绢再经染色就成为彩绢。彩绢又可称为缦，缦原先是没有图案的丝织物的意思，到唐代则经常用于称彩绢，不过它总是把色彩标在缦字后面，如缦绯、缦绿等都是史料中常见的用法。紬是公认的纺棉成线而织的平纹织物。颜师古《急就篇》云：“抽引粗茧绪纺而织之曰紬。”紬的外观总是粗糙而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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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出现了不少以织锦为生的手工业者，《太平广记》卷257《织锦人》：“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采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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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是广大庶民和众多士兵的常服。唐代中州地区以丝织业为主，但也有麻布生产。李白《黄葛》诗：“黄葛声洛滨……采缉作絺络，缝为绝国衣，远寄日南客，苍梧大火落，暑服未轻掷，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迹。”自中州采葛以缝衣，远寄岭南。《唐六典》卷3记河南府贡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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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地区不是主要的畜牧区，但由于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以及本地区民族杂居的出现，也有毛织品的记载。白居易《村居苦寒》，记载他在洛阳过冬，“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他是使用粗丝织的絁作被，并在上面覆盖毡裘，用以抗寒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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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酿酒与酤酒：唐代某一些时间禁止民间造酒及制麴，但在某些时候，也允许民间酿酒。《唐语林》卷五《补遗》：“至德二载，敕天下州县，重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初，税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使。”中州地区是酒的生产故乡，早在新石器时代，出土有大量的酒器。唐代中州地区酿酒业仍长盛不衰。《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唐语林》卷四《容止》：“白居易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饮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相传洛阳士人及四方游人过瞩墓者，必典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旧唐书》卷152《刘昌传》：“刘昌，字公明，汴州开封人也。出自行间，少学骑射。……及史朝义遣将围宋州，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岑计蹙，昌为之谋曰：‘……此廪中有数千斤麴，可以屑食。’”唐开成年间，卢涵于洛阳万安山遇一开店的女子，此女曾对卢涵说：“有少许家酿，郎君能饮两杯否？”此虽是一个鬼怪故事，但也可说明家庭酿酒可能用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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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是国家主要的产粮区，为酒业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加之造酒技术的进步，中州地区的酿酒业非常兴盛。据《齐民要术》记载，南北朝时期酒的制作原料是谷子、黍子。酒的制作方法是采用老式的原始酿造法，将第一次酿出的薄酒过滤，再加麴和原料使其发酵。根据过滤的次数，酿出的酒有三酝、五酝、九酝之分，酿得的浓酒即“酎”。隋唐统一后，江南的大米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使造酒技术发生很大变化。用大米为造酒原料，因醪黏性大，难以过滤，若酿造五酝、九酝的浓酒，在缓慢的过滤过程中，由于发酵酸化，酒就会变酸。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酿造法——即不过滤醪，直接加入麴和米，等待发酵后一次过滤。这种方法称为“酘”。唐代酒的种类很多，按颜色分，有绿酒、红酒、黄酒、琥珀酒。按浑浊程度分，又有清酒与浊酒。按用途分又有药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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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的酒，《太平广记》卷233“酒名”引《国史补》记载：“酒名，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溢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唐代中州地区的名酒是荥阳出产的土窟春。造酒也需要好的水质，荥阳的土窟春就是用荥水酿制而成，《唐国史补》记载“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薛瑞泽的《汉唐河洛地区的酿酒业》认为，唐代河洛地区流行的名酒有：擒奸酒（即鹤觞、骑驴酒）、九酿酒、昆仑觞、土窟春、乾和蒲桃、杜康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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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饮业：唐代中州地区是交通枢纽，西行入长安、洛阳，东到海岱，南到江淮，北到幽冀，这里是必经之地。往来的官员、学生、僧道、商旅等等皆需要中州地区的餐饮业为其提供服务。交通要道上，“商旅野次”，道路两旁店肆林立，“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人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馈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许多商人以经营餐饮业致富。汴州西板桥店的老板三娘子“以鬻粥为业”，“家甚富贵”。开封一商客卖早荚，“日获百钱”。在一些交通偏僻的地方，也开有山店、野店的，岑参诗称“山店不凿井，百家同一泉”，说的就是河南境内的山店。咸通年间，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有一次往市中卖桑叶后，“市……饼饵以归”。《御史台记》记载了一个买糕的故事：有位房光庭，有一次出洛阳南面的定鼎门给亲故送葬，“际晚且饥，会遇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他从来身上不带钱，吃完后付不了帐，“鬻者逼之”，房光庭让卖糕人到他那里取钱，卖糕人不从，房光庭说：“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唐末战乱，某贵家有兄弟数人与一僧人逃亡山谷，三天没有吃饭，“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卖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这是道路旁开的小饭馆。唐末秦宗权为蔡州节度，“时多饥俭……通衢有饭肆偶开，榜诸门曰：‘货剥皮丹，每服只卖三千。’服以碗言也。彼时之民，与犬豕奚以异！”这是蔡州开的饭店，并且还在店前张贴有关供应品种的告示。当时有许多饭店多是设立在交通道路旁，如前所述汴州西面“以鬻粥为业”的板桥店，就是一家开设于交通要道上的民营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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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饮茶与贩茶：唐代中州民众喜饮茶，但饮茶之法与今不同，常与其他食物拌和着吃。《唐语林》卷五《补遗》：“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贼氛方炽，孤城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唐代中州的陕、申、光等州均产茶。但大部分是从南方贩运过来的。洛阳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淮间，常获丰利而归”。由于漕运畅通，南方的大量茶叶通过大运河往往北方。《全唐文》751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文中所说为“劫江贼”之事，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茶叶的北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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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粮食贸易：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在北方地区，黄河流域的粮食贸易非常兴盛。史书记载了唐朝不同时期，中州市场上粮食价格的变动情况。中州市场上粮食销售既有来自官吏富商的，也有来自一般农户的，《茅亭客话》卷8记灵池县洛带村民，“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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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醋业：《食疗本草》（辑本）卷下《醋》载：“江外人多为米酒，北人多为糟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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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制酱业：酱是关东地区重要的生活日用品，唐代关东地区士兵按例赏给酱菜。陆贽奏疏：“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领，厚逾数等，继以茶药之馈，益以蔬酱之资。”反映出唐代关东地区制酱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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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牲畜贩卖与屠宰业：《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迴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赡，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易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迴归洛阳。”《太平广记》卷439“李校尉”引《法苑珠林》：“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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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营蔬菜业：城镇居民日常所需用的蔬菜乃至鸡、鱼、油、肉之类也来自农村。《太平广记》卷159记贞观初，宋城有“菜市”，有人“鬻蔬以给朝夕”。《全唐文》卷971记河南府的不少菜园，“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为业，固多贫窭”。说明农村居民乃至坊郭户经常供应市民所需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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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冶铁：唐朝内地的铁矿，原则上是听任百姓开采冶炼，朝廷设置盐铁使官收其税。《大唐六典》卷30载唐前期矿冶开采之法有云：“甘州界内有出铜、铁处，官未采者，听百姓私采者，若铸得铜及白鑞，官为市取。如欲折充课役，亦听之。”可知唐前期矿冶开采是一种放任的政策。民间一般所需农业生产铁制工具通常是由所在地自由供应。《唐会要》卷79记宰相奏称：“诸道废毁寺铁像，望令所在削为农器。”民间存在众多的铁工和小规模的冶锻。《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八鱼龙畏铁：“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蛇鱼皆死。”晚唐武宗、宣宗之际，有人“托买虢县田小婆针乃市之”。田婆所制的针远近闻名。洛阳古墓中葬有铁剪。《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中记载，寨后村砖厂一号墓随葬品中有铁剪、铁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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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印染业：唐代中州地区印染业非常发达。丝、麻、毛、棉等织物，需要经过周密的加工，印染成各种优美动人的色彩时，才能吸引人们乐于采用。《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濮州濮阳郡土贡红蓝。隋唐时夹缬、绞缬、蜡缬等不同染色技术已得到广泛使用。夹缬是镂空板的夹板印花法，将两块木版上雕刻同样的空心花纹图案，把绢布对折绷紧，夹在两块木版中，加以捆紧，将染料注入刻花的缝隙，待它干了以后，再撤去镂空木版，绢布上便显示出了均衡对称的花纹。绞缬是民间最常用的印染方法，用线缝扎绢布的一部分，使之构成各种形状，或是将谷粒等包以绢布，用线扎紧，然后染色晾干，拆线，绢布上便可出现白色斑纹或是谷粒等图案。蜡缬就是蜡染，将蜡融化，在绢布上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鸟等图案，进行染色，然后将蜡清洗干净，便可出现各种图案的印花染织物。《洛阳缙绅旧闻记》卷4《洛阳染工见冤鬼》：“洛阳贤相坊染工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微有家活，不信佛。”民间印染业空前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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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金银冶炼业：唐代中州一部分民众从事贵重金属金银的冶炼工作。《太平广记》就记载了李仙人及妻子高五娘点石为金的事：“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李仙人）谓高氏曰：……我去之后，君亦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为点炼。……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济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太平广记》卷73王常引《奇事记》云：“王常者，洛阳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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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陶瓷业：唐代中州地区烧制白瓷的窑址有安阳的天禧镇、巩县、密县、鹤壁、登封、郏县、辉县、荥阳等。这些窑也兼烧青、黑、酱、黄、白釉绿色、黑釉蓝彩以及绞胎、三彩等各种不同釉色的产品。唐代中州生产的白瓷非常有名，《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开元年间，河南道的河南府洛阳贡白瓷器。已发现的烧制白瓷的窑址有：巩县白冶河小黄冶、铁匠炉村、白河乡等窑，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汤阴县鹤壁集窑，郏县黑虎洞、黄道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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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洛阳关林唐墓发掘简报》载，2005年7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关林大道徐屯段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有彩绘陶俑8件、彩绘动物俑5件、蓝色彩釉1件、黄釉碗1件、三彩钵1件、三彩盅1件、白瓷碗2件。据专家分析，该墓葬的白瓷器应为巩仪窑所产。唐代洛阳生产三彩陶器，三彩陶器是作为随葬物品冥器而生产的，这在唐墓的发掘中得到了证明。《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指出：“随葬品器物的数量和种类丰富多彩，有精美的三彩、彩绘、陶、瓷等俑类及各种明器。随葬品中以三彩器为主，所出三彩不但量多类繁，而且胎质洁白，造型生动华丽，施釉均匀，色泽鲜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体现了武周时期陶瓷手工业在造型、施釉等方面的高超技艺。这说明唐三彩这项陶瓷工艺发展到武周时代中晚期已达成熟并开始盛行。此墓大批唐三彩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和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另有一考古报告，即《河南洛阳涧西谷水唐墓清理简报》，其中说：“洛阳地区唐三彩的盛行时代，主要在武则天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这座唐墓出土的三彩器，有文官俑、天王俑、镇墓兽、马、骆驼等，其组合已成定制。此外还出了少见的蓝彩，加之制作精致，可见这时唐三彩的制作技术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正当唐三彩盛行的武则天时期。……墓中所出的……三彩俑制作得十分精巧，特别是对集中侍女俑的刻画，不仅体态优美，胖瘦得当，而且头上的几种发髻式样，为研究唐代妇女发式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中记载，寨后村砖厂一号墓随葬品中有大量陶器制品如陶鸡、陶鸭、陶狗、陶猪、陶羊、陶井、陶灶、陶磨、陶仓、陶碓、陶罐、陶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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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石像石刻业：随着佛教在中州的发展，大量石像的刻凿也兴盛起来。“调露二年（680），沙门智运禅师于洛阳龙门山镌石为一万五千佛，因名智运洞。”虽然唐政府禁止私自刻凿石像，但村坊佛堂的增多，为石像的雕刻提供了市场。《太平广记》卷104《李虚》记载：“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贞观十四年（640），诏令工匠皆不得预造佛像卖鬻，其现成之像令分送寺观，从众酬其价。反映出民间石像刻凿业的兴盛。唐代树碑之风盛行。民众常为有政绩的官吏立碑，如“敦颐为洛州刺史，百姓共树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美，立于兄之碑侧，时人号为‘棠棣碑’”。一些官吏及有经济实力的人去世后也要立碑。《唐代墓志汇编》载开元278一方墓志，题名为《大唐相州安阳县日观乡杜君墓志铭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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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字□□永先安郡人也。唐尧之□胄，□□之后，□□之□□□□□二代弈叶传芳，相□□□周宣□代□□□□□□尔公宗因□□□之邑。曾祖□祖英□□□□弘□□军□□□□□诏史□□乃□□□卑□风云三备□郡县□五德闲□□邑仰□□入孝出博，□展明儒；据发吐□，□□宾彦。何期災鵀殃堲，于神龙二年二月五日卒于私第，春秋五十有二。夫人郭氏。承袭太原郡郭元亨之胤，芳枝散萼，祖居此部。夫人性习曹训，情晓傅功，容欺榶楗殊潔喻馌於君子内□□行殊播妇彰取轨云奔未□雨骤只□土□□□开元十六年四月十九日而终寝室，春秋七十有三。即以其年岁次戌辰五月丁酉朔六日壬寅□□□孟□村东南六里祖茔之域。前临小涧，□□□□，□属雁堂，右窥猪萼。哀子敬僧等□□□□□□□□俄同风烛，荒迷迹血，恐海□田，□□□□□□□祖式端君乃金兰，夫人是（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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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编辑了不少唐代中州地区官吏、百姓墓志碑刻，也说明了当时碑刻业存在的状况。《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李邕传》：“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后为左侍极贺兰敏之所荐引，为崇贤馆学士，转兰台郎。敏之败，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也反映了碑刻业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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