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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渐进过程，到唐代，这种变化日渐显现。北方黄河流域曾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摇篮之一，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致使森林大面积消失，植被破坏，气候及近地表水资源发生变化，风沙、水土流失及旱涝灾害严重。唐代后期以至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财政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流域开发较晚，但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大面积毁林造田、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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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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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合理的土地开垦。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因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但有唐一代，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据史籍记载，唐朝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调露二年（680），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元和中，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任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大和末（835），王起奏请于灵武、邠宁立营田。邠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看，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气候的干旱，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如，5世纪初，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在此选址建统万城。鄂尔多斯高原，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有众多河流。但从8世纪以后，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广长几千里，皆流沙”，生态环境恶化。唐代长庆二年（822），统万城“飞沙高及城堞”，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鼓励垦殖。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最为繁荣，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山壑也被辟为农田，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夏季、秋季是多雨的季节，一遇暴雨，便发生山洪；而雨季过后，又往往出现干旱，气候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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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炭薪的使用，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唐太宗时修建大明宫、洛阳宫，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作飞仙宫，营襄城宫；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干元殿，于东都建明堂，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于嵩阳县造三阳宫，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于蓝田县作万全宫，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唐玄宗时造交泰殿、长生殿，修勤政楼、明光楼、明仪楼、望春宫，并于骊山置温泉宫；唐德宗时修玄武楼、望仙楼；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唐文宗时修安福楼、两仪殿、甘露殿、紫云楼；唐武宗时造仙台，修望仙楼；……由于大量宫殿、楼阁的修建，唐天宝年间（742—756），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时，皇帝听后，说道：“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唐设有木炭使，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杜甫《卖炭翁》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情况。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旧唐书》卷142《王廷奏传》：“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孥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再者，对山地的开发，也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加固土壤的作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干旱发生，雨季山洪暴发，使黄河水量大增，出现河溢，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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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末年，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据《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载，唐代黄河改道两次，决溢14次，黄河流域水灾3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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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为患，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上中游的大片原始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大片牧场被垦为耕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黄河中下游频繁的水灾。黄河改道发生在唐代末年共有两次。一次是唐景福二年（893），在滨州渤海县内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太平寰宇记·滨州》记载：“旧黄河在县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后河水移道。”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唐乾宁三年（896），又是人为因素所致。这年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据史籍记载，唐代黄河下游经常发生决口。655年至906年，郑州（1次，今河南荥阳、郑州、原阳西部一带）、滑州（3次，今河南洎县东部、滑县、浚县一带）、大名府（1次，今大名、魏县、馆陶、南乐一带）、博州（1次，今山东聊成、茌平、高唐一带）、郓州（1次，今山东阳谷、东阿一带）、齐州（1次，今临邑、禹城、济阳一带）、棣州（4次，今尚河、慧民、滨县一带）等处先后决口。黄河决溢便意味着重大水灾的发生。如唐如意二年（693），黄河在山东决溢，“坏居民两千余家”。唐圣历二年（699），黄河在河南决溢，“河溢怀州，漂千余家”。唐代黄河决溢14次，有8次殃及河南，其中两次灾情特别严重。唐开元十年（722），“七月甲子，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资产苗稼无孑遗”。这是一次严重的水灾，七个州受淹，遇难者数以千计，房屋财产、田地庄稼，全被洪水洗劫一空。另一次河溢发生在唐开元十四年（726），“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民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仅隔四年，悲剧在同一地区重演，黄河决溢又一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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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在唐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很少出现风调雨顺的年份。有时出现季节性或跨年度的干旱，有时出现连年雨涝，有时出现一年中又旱又涝的情况。且旱涝的灾害性后果相当严重，旱灾致使庄稼绝苗，颗粒无收，雨涝造成房舍倒塌，人畜伤亡，田稼被淹，引起饥荒。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唐代中州地区水旱灾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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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山东诸州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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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630），许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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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633），八月，山东、河南四十州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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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八年（634），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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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635），八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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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636）“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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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637），“秋七月，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流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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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八年（644），谷、豫、宋、亳等州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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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645），沁、易二州水，害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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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四年（653），“夏、秋旱，颍州等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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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655），“六月，滑、汴、郑等州水，害稼；洛州大水，毁天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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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章元年（668），“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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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二年（677），夏，河南、河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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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有溺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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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二年（681），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坏居民十万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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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淳元年（682）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敬弘、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行人累日。先是，屯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国中大饥……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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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淳二年（683）三月，“洛州黄河水溺阿阳县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自盐坎以下至县十里石灰，并平流，浸桥南北道无不破碎”。同年夏，河南、河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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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四年（688），二月，“山东、河南甚饥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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