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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实行开放政策，为招徕外国人，对其信仰也给予保护，并设官进行管理。《通典》卷40《职官》记载：“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祆正。”同卷：“视流外，勋品，萨宝府祆祝；四品，萨宝率府；五品，萨宝府史。”这些官职都由胡人充任。《太平广记》285“河南妖主”引《朝野佥载》云：“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妖当为祆字）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酧神之后，募一胡为妖（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一文认为：“唐代祆祠之建，并不限于两京，碛西诸州，随地皆有。然禁民祈祭。”中州地区其他州、县，当亦有祆祠。唐代对火祆教的管理属官方，民间禁止私自祈祷。又由于火祆教不传教，不译经，故信仰者只有胡人而无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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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徒的杂伎艺术对中土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艺术逐渐演化为中土民间百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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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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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胡化风气相当严重，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李唐王室胡化现象的映射。由于君主的喜好，庶民中也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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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唐代妇女多戴羃蓠和胡帽。《旧唐书》卷45《舆服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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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帏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帏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放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以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帏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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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帏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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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在其著作《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也谈到了唐代前期社会风俗的变化情况，并涉及服饰的变化。李华祖先是北朝以来赵郡第一流高门，为李栖筠族子。李栖筠一支于玄宗开元年间自赵郡徙于卫（即汲郡），李华一家也早离开故土，南迁相州。李华在其书信中最后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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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帏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帏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帏帽、幕□，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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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开元二十三年（735）进士擢第，天宝二年（734）复举博学鸿词科，天宝十一载（752）迁监察御史，累转侍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其信中所述风俗变化时间当与上引《旧唐书》45《舆服志》所记相符。信中的“南市”，即洛阳南市，帽行是南市众多行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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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间，唐代妇女帽饰多为羃□。永徽以后及武则天时期，又多戴帏帽。开元（713—741）初，士庶之家，又多仿效宫人佩戴胡帽。羃□乃障面掩身之巾饰，原为吐谷浑男子所戴，北齐至隋唐间，又为妇女所饰，其形制乃为戴在头上，使全身障蔽之物，类于面幕。李密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领兵赴黎阳，在桃林县附近立意反叛，“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蓠，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人桃林县舍”。可知中原地区也戴这种帽子了。帏帽，起于隋代，是隋唐间妇女盖头，大致是以纱缝于帽缘四周以防风沙，又防窥视。胡帽，似源自北周时所流行的突骑帽。这种突骑帽在隋唐时期大抵谓之“胡帽”，是一种掩项露面之帽。帽饰由羃蓠向帏帽的替变以及帏帽复被胡帽代替的过程，也就是从“全身障蔽”到“渐为浅露”，再到“靓妆露面”的演变，反映了唐代妇女服饰从封闭到开放的转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一时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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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是隋唐五代特有的一种男子服饰，大约是从西北传入中原的。半臂的形制有些类似今天的坎肩，但比坎肩多了个袖子，其长度在袖子与无袖之间，襟大多开在右边。半臂的穿法主要是在内衣之上外衣之下，这样它起到了一种垫肩的作用，使男子显得肩宽而雄武。如果半臂的质地很好，如像“锦半臂”那样，那么穿半臂的人就常常脱掉一只袖子以夸耀自己的半臂。当然为劳作方便，也有人将一只或二只袖子全脱掉。唐陕县尉崔成甫为了在万众面前出风头，就“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这“偏袓膊”就是为了将锦半臂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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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袖是隋及唐前期妇女常穿的服装，样子与男子所穿的“半臂”相似而有所不同。半袖比半臂的领口更低，且多为对襟，套在窄袖衫外。后期由于衫袖变宽，半袖套不进去，穿的人就少了。半袖也是域外传入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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帔是搭在肩背上的长帛巾，当时多称为“帔子”，也叫“帔帛”、“披帛”、“领巾”，大约由西域传入内地，在隋唐五代使用的很普遍。从形制上看，有的帔较长，有的又较短，并似有不同的样式。《事物纪原》说：“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帔帛，出适披帔子。”帔的材料有绫、帛丝、罗等，颜色以红、绿、黄为多，其中像“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就是红色的比较高级的帔子。不同颜色的帔与衫、裙相搭配，构成了当时妇女虽然很普通但又五彩缤纷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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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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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外之间、民族之间交流空前频繁，饮食文化也深受其影响，胡食、胡饼进入饮食市场。人们崇尚西域食风，胡饼、胡食店肆遍地开设。《太平广记》卷451引《广异记》载，东平县尉李黁得官后，从洛阳出发赴任所时，“夜投故城，店中有胡人卖胡饼为业。”胡饼又有胡饼、油胡饼、胡麻饼、肉胡饼几类。铧锣也是一种胡食，是唐代新传入的食品。据考证，它是一种带馅的面点。饆饠又称毕罗。李匡乂在《资暇录》中说：“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受西北游牧民族“胡食”的影响，北方饮食中羊肉甚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鸡肉和猪肉。北方肴馔中有很多品类带有浓郁的少数民族味道，例如浑羊殁忽、于阗法全蒸羊、野猪鲊等。这一时期，或许受游牧民族饮食影响，北方吃“乳酪”类食品甚多，例如有马酪、羊酪、杏酪、酪雕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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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各民族兄弟之间友好相处，使得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民族融合凝聚了唐人，民族交往也使唐代中州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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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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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中原地区又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都在这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转移开始于唐代后期，研究唐代中州乡村社会问题，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环境。和谐一方面是指人类自身的和谐，另一方面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唐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北移位与这两方面的不和谐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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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类自身的不和谐。中国古代，广大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农民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对农业的投入是很有限的，能有一些播种的种子就算不错了，韩国磐在《天宝时期农民生活之一瞥》一文中指出：“（一个具有全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只要交纳租庸调和地税户税，即交纳总收成的五分之一略少一些，其余勉强供食用和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衣着费用，以及日用工具、农具，以及养生送死等费用还无着落，唯有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生活。假使家中发生较大事故如死掉耕牛，或者遇到灾荒，特别是各种额外的封建剥削，那就免不了剔屋卖田，雇妻鬻子，以至家道悉破，逃散四方了……他们还会受到其它的非理科徭，额外勒索，不至冻馁而死，已是万幸，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矛盾，在无法调和的时候，农民往往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暴力摧毁了旧王朝，建立的新王朝会给农民一定的生产资料，使社会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但经过一段时间，矛盾又再次出现，循环往复。农民起义，常常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使经济的发展走过一段辉煌后再跌入低谷，然后再缓慢地发展，如此反复而已。隋朝农民起义的战火主要发生在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经过隋末大动乱，中州经济非常萧条，贞观初年，“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战争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止，而且也使人口大量消亡。隋开皇九年（589），有户600余万，经过隋末动乱，唐初仅有户200万，贞观初不满300万。黄河流域的人口耗散相当严重。农业劳动力的损耗，是社会经济的一大损失。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劳动人手大批南迁，为南方经济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反过来，也给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在唐初还不十分明显，经过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五代的战乱，人口的大量南迁，使这种南北对比的变化显现了出来。一句话，和谐的社会环境，能留住人才，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生存，也进一步使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竞争中失去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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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安史之乱给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灾难，黄河流域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又进一步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灾难。《太平广记》卷101《僵僧》：“唐元和十三年（818），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册府元龟》卷64《帝王部·发号令三》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四月诏中说：“自东都至淮洒，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旧唐书》卷145《吴元济传》：“时贼阴计已成，群众四出，狂悍而不可遏，屠舞阳，焚叶县，攻掠鲁山、襄城。汝州、许州及阳翟人多逃伏山谷荆棘间，为其杀伤驱剽者千里，关东大恐。”战争一旦发生，一方或者双方常常把决河作为阻挡敌军的手段。《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唐德宗）时马遂、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朱淘、王武俊皆反，连兵救悦。（建中）三年，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怀光勇而无谋，至魏城之日，营垒未设，因与滔等大战于惬山，为滔等所败。复为悦决水以灌之，诸军不利，因与遂等退军于魏县。”唐乾宁三年（896）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藩镇割据及引发的战争给黄河中下游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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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农民的艰难处境，封建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人类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这种不和谐，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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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人类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很多发展经验，但由于缺乏宏观的调控，历代王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大都处于无序的状态，致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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