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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其西路沿今阿坝、壤塘、炉霍、新龙、理塘入云南，东、中二路经今茂县、小金、泸定，越大渡河，经石棉、冕宁、西昌、盐源，渡金沙江入云南。蒙古军所过之地，悉纳入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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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立后，今川境内的松、茂、雅、黎诸州及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六个宣抚司，隶于吐蕃等处宣慰司元帅府（今甘肃临夏）。在今甘孜州北部、南部及昌都地区则设置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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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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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南地区的彝族，宋代称为“黎州诸蛮”。黎州（今汉源县北清溪乡），宋时隶属成都府路，领五十四个羁縻州。而大渡河以南的诸部，则受大理国控制，但屡受宋廷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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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州是宋代四川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邛部川蛮”和“两林蛮”到京师朝贡，都携去大量马匹、牛羊，并带至黎州卖马，有时一年市马达4000匹以上，元符二年（1099年）更达5280匹，是宋廷在四川买马最多之地。宋王朝在黎州设互市之法，主要内容便是茶马贸易，给予黎州诸蛮许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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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建昌等路设置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统辖今凉山州和攀枝花的一部分。“罗罗”，据李京《云南志略》，即“乌蛮”。元以后，“罗罗”即被用以指称彝族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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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泸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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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泸州和宜宾南部及滇、黔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宋代称为“泸州部”，种类复杂，有“乌蛮”“僚”“僰”“蛮”“夷”“夷僚”“蛮僚”等多种族属。其中的乌蛮是彝族的先民，其余各种的族属，学术界迄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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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蛮在北宋中期成为泸南地区最强的族群。1042年，应乌蛮王子得盖之请，宋朝在其地复建姚州羁縻州。元初，元朝在阿永蛮部基础上设永宁路，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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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叙州三路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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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叙州三路蛮”，是指“马湖蛮”“南广蛮”和“石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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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湖蛮”在今屏山、雷波、马边一带。宋初，首领黄春惜贡马，宋朝在马湖地区设置四个羁縻州实行统治。元初，“马湖蛮”归顺元朝，元朝设置马湖路总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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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相当于今四川高县、筠连至云南盐津、镇雄一带。1109年，宋朝在此设滋、纯、祥三州，后废置，于1121年置庆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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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部”，在“南广蛮”之西，在今云南昭通、会泽、巧家一带，为“乌蛮”族群。宋朝置羁縻州实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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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叙州三路蛮”地区设置“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领叙州路、马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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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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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四川的民族关系主要变化是改革土司制度，即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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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创设于元朝，它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拥有过去的权力、地位，有其土地、人民。但在政治关系上，土官被纳入中央集权的号令之下，不仅对中央有朝贡，而且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戍守军兵；土官是否世袭，也必须经由中央王朝认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以及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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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政府不但继续推行土司制度，而且使土司制度趋于完善。这个过程从明朝初年就已开始，到明中叶，四川地区已有土司五十七个。这些土司，多设在彝族聚居区、藏族聚居区和羌族聚居区。如在彝族地区的建州（今四川德昌）、威龙（今四川德昌境）、普济（今四川米易境）等地设有长官司；在藏族聚居的今阿坝州地区设有五个安抚司、十六个长官司，康定地区有明正土司；在羌族聚居的岷江上游地区设有五个长官司等。土司制度的普遍推行，迈开了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轨道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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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土司制度的弊端已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首先是土司制度下，土司实际上仍是一方之长，它的发展日益与中央王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生冲突；其次是土司在其管辖地区为所欲为，严重干扰了封建统一王朝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安宁，并引起阶级矛盾尖锐化，使土司制度本身发生动摇。在这种形势下，改变土司制度已经是势有必致。清王朝在四川的改土归流（即变土官为流官，变土司为郡县）始于雍正初期，经过剧烈的大规模的武力征讨和政治攻势，到乾隆时期，在重要地区基本上完成并巩固了改土归流这一重大变革。不过，这一过程直到清末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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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蜀文化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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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国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一些重要成就还走出国门，产生了世界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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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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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古蜀文明的三面旗帜。三星堆文化独步天下的青铜合金及青铜器制作技术，凸显其独创的技术文明，在若干方面处于商代冶金工业的先进行列。而三星堆文化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更是在商代中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堪称旷世珍品。三星堆青铜雕像、金面罩和金杖等文化形式，以及大批海贝和象牙，则是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证实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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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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