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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方面，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蜀汉漆器上有众多人物绘画，其中一件漆盘上画有“季札挂剑”的历史故事。该漆盘出土时尽管有破损，但图案精美，由黑、红、黄三色漆组成的犀皮漆的花纹，构思典雅，精美异常。其描绘的是春秋时吴国季札挂剑的故事，画面生动，反映了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绘画和漆器工艺的高超水准。另外，还有一件漆盘，绘有著名历史故事百里奚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重逢的画面，还有孔子的儿子伯鱼悲哭自己母亲去世的画面，融合了历史故事与儒家伦理，显现了巴蜀地区绘画工匠较高的文化水平与独特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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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四川中江的塔梁子东汉崖墓中，也有彩绘壁画如胡人舞蹈图、墓主宴饮图等。这些壁画是在石壁上凿框作画，内容是墓主的居家、宴会、表演之类，具有极强的连贯性。壁画表现生动形象，颜色鲜艳，红、黄、黑、白、绿等多种色调一应俱全，胡人的舞蹈显示了当时巴蜀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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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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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蜀文化时期，巴蜀地区就有发达的音乐礼制传统，到秦汉统治巴蜀时期，又向蜀地输入了中原音乐的元素，呈现出交融的特征。音乐配合舞蹈，巴蜀原有的巴渝舞一类舞蹈文化，也在此背景中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形成了秦汉时期独特的巴蜀地区音乐舞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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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时期常见的礼乐配置是酒樽配合铜编钟，这种组合既见于巴蜀印章，也见于茂县牟托一号墓的实物资料。在百花潭出土战国铜壶纹饰的宴乐图上，也表现有编钟演奏的画面。在秦统治巴蜀期间，编钟音乐继续作为重要乐器在巴蜀使用，如重庆涪陵小田溪一号墓就出土了14件一组的青铜编钟，其中8件有错金的纹饰。在小田溪二号墓中，则出土了1件编钟。在绵阳发掘的西汉双包山一号、二号墓葬中，出土有一批陶编钟，属于模仿墓主生前使用的乐器，另外也有编磬，是和编钟一起演奏的乐器，共同组成了金石之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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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编钟以外，巴蜀的乐器还包括琴瑟、洞箫、笛子、吹竽等。如成都天回镇出土的汉代陶俑，就有吹笛子和吹竽的形象。在合川县沙坪的东汉画像石墓葬中，也有吹洞箫的俑。在新津、雅安、绵阳、新都、乐山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吹箫的陶俑。在乐山大佛景区崖墓出土的吹箫陶俑，头戴着西部少数民族“胡人”流行的尖帽子，吹着长笛，应属于吹奏羌笛的形象，也反映了当时四川和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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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说唱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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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瑟不见于古蜀文化，是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在汉代，蜀人擅长弹琴，著名的蜀人司马相如就是鼓琴的名家，因为琴艺高超，而得到了卓文君的欣赏。成都至今有琴台路，就是纪念汉代蜀地文化史上的这一段佳话。在他的《美人赋》中也提到了《幽兰》《白雪》这些琴曲。汉代四川思想家扬雄著有古琴书《琴清英》，该书现在已经失传。根据学者所搜集的该书佚文，记载有两首琴曲的故事。一首《雉朝飞》，讲卫女殉情而死，她的褓母哀伤地奏起她生前常用的琴，忽见坟墓中飞出两只雉鸟，双双飞去。另一首《子安之操》，讲尹吉甫的儿子不堪继母的虐待，投河而死，其父听到船夫悲歌，以为是儿子的声音，于是写作了这首曲子。此外，还有孙息弹琴的故事。汉代人弹琴的形象，在四川各地的考古发现中也广泛分布，在成都天回镇、绵阳、资阳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不少陪葬的抚琴俑，在雅安汉代高颐阙上也刻有“师旷鼓琴”图，四川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上也有弹琴瑟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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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还多有汉代的说唱俑，表现的是结合了音乐、说唱、舞蹈、滑稽等各种娱乐在内的表演形式。如在金堂出土的汉代说唱俑，表情夸张嘻笑，上身袒露，裤子下滑，嘴歪眼斜，手持击鼓说唱表演；有的上身裸露，乳部丰满下垂，裤子下滑到小腹以下，臀部坐到圆鼓上，两腿蜷曲，脚踏在鼓上，抬起一条腿表演，表情夸张欢笑，富有滑稽色彩。类似的说唱俑在四川各地多有发现，如成都天回山、曾家包，郫县宋家林，新都马家山，绵阳九龙山、孔雀村，乐山大弯嘴，金堂一致村、李家梁子，重庆鹅石堡等。这些俑可以分为持鼓说唱和未持鼓两类，坐俑一般都蹲坐在鼓上面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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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说唱表演以外，四川还有各类歌舞。在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汉代画像砖中，就有表现宴会时各类歌舞的图像。出土于大邑的舞乐画像砖，人物众多，其中有弹琴者、执节歌者、巾舞者、排箫者等诸多表演者。右下一个舞巾少女，头梳双髻，双手各执一条长巾，双臂一高一低，舞巾上下飘飞，形象非常生动。此外，在彭州出土的一块东汉画像砖上，则有盘舞的表演。女舞者舞动长舞巾，在地上的小鼓上起舞跳动。这些画面，都显示了秦汉时期四川舞蹈艺术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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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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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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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教在巴蜀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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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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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道教诞生在巴蜀地区，最早称为“五斗米道”，是因为加入者需要交纳五斗米。东晋葛洪的《神仙传》记载说，张道陵最早是太学生，熟读儒经，但后来认为这些知识对于人生命的延续没有用，所以就改学长生术，精通《老子》、天文地理、河图洛书、谶纬等。在他25岁的时候担任过巴郡江州的县令，后来又隐居在洛阳的北邙山，修炼了三年。在汉顺帝时期，他率领家人和弟子离开嵩山，进入四川大邑县的鹤鸣山修道。他综合了当时各种宗教思想和方术、巫术的修炼方法，将其提升为一套新的信仰观念。又以《老子》为基础，创作了《老子想尔注》《灵宝》《黄书》《天官章本》等道书，逐渐发展出一批骨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弟子参加五斗米道，并通过传播建立起大规模有组织的道教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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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假借太上老君之名，自称天师，在瘟疫时期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名声更大，吸引了很多追随者。他治病的方法，是手持节杖和符箓念咒语，给病人喝符水，派鬼吏代病者向神灵祷告，把病人的名字写下来，表达自己对各类犯错的忏悔。三份忏悔文字一份埋在山上告诉上天，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到水里，让天界、地界、水中的神都能赦免病人。他还吸收了古代巴蜀“鬼道”的很多内容，将其纳入早期道教的祭祀系统之中，也受到了蜀地民间的广泛欢迎。随着弟子和教团规模的日渐扩增，他把手下弟子分为了24个治理区，蜀郡内有7个治理区，广汉郡内有5个治理区，犍为郡有6个治理区，越巂郡1个，巴西郡1个，汉中郡3个，都城洛阳有1个，其范围主要包括了巴蜀腹地、汉中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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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担任天师教主，天师教主实行世袭制，张道陵死后由张衡继位，张衡死后由张鲁继位，父子相继，因此历来都是张天师。在天师下面还设有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等神职人员，统帅普通信徒“鬼卒”，采取一种准军事化的组织结构，对朝廷抱有敌对的态度。出土的东汉《樊敏碑》就记载说，东汉末年“米巫凶虐”，米巫就是五斗米道，因其战斗力很强，有大量的人投奔五斗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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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张道陵孙子张鲁的时候，全国爆发了黄巾之乱，道教徒宣称“苍天已死”，试图覆灭东汉朝廷。但张鲁却保持中立，和蜀中豪族达成了妥协。在刘焉统治巴蜀的时代，刘焉本人信奉五斗米道，赡养张鲁的母亲，并且让自己的妻子女儿一起尊其为师傅，任命张鲁担任督义司马去攻打汉中。在夺取了汉中以后，张鲁的势力不断扩大，建立起五斗米道政教合一的政权。汉中的道教政权，废除了汉代的法吏刑狱机构，不再以官吏治理，而是以教内各级神职人员进行管理，实行比较宽和的政策。张鲁将汉中的民众划分到不同祭酒管理下的辖区，按照每家的标准分配土地，缴纳五斗米和钱、布等租税。他们还在基层设立有义舍，里面放着米和肉，途经义舍的人可以根据需要去吃，但如果多吃多占就会生病，以一种“神道设教”的办法维持了政权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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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曹操进攻汉中，张鲁逃跑，但没有烧毁仓库和官府建筑，曹操对此感到满意，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把张鲁的五个儿子都封了列侯。张鲁也就带着家属、教徒一起前往北方，将巴蜀的五斗米道传播到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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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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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但实际上四川和西南各地很多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的西南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线，四川就是佛教传播到中国腹地的第一站。早在抗战时期，四川彭山东汉崖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陶座，上面表现着三个浮雕人物，中间盘坐着高肉髻的释迦佛像，两侧分别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而在20世纪50年代，乐山县城郊的麻浩东汉大型崖墓后室门额上，发现了用浮雕技法雕刻的一尊坐佛。佛像头带项光，手作施无畏印。此外，乐山柿子湾另一座东汉崖墓中也刻着一尊带有项光的坐佛，与麻浩崖墓的造型一致。乐山的崖墓佛像年代，被定为公元2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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