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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麻浩一号东汉墓上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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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乐山柿子湾崖墓一处享堂后壁墓门上方左右侧，也分别发现了两件雕刻的佛像，高肉髻，通天肩衣，结跏趺坐。在四川出土的另一件东汉陶座上，表现了取材于印度艺术的大象主题。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发现了有佛像的摇钱树，绵阳芙蓉溪的东汉石阙上也装饰有雕造的佛像。类似装饰于摇钱树的佛像，也见于重庆忠县和丰都。忠县涂井的五号蜀汉墓葬中，除了摇钱树上表现的佛像之外，还有装饰了莲花纹的陶俑。在四川芦山县、雅安、西昌等地都出土过金、铜制成的汉代佛像。在宜宾黄山东汉墓葬中，还出土过一件佛像，坐在狮子上。在这些汉代遗存广袤分布的区域内，仅汉代佛像就有2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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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成都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树村马堆子出土了一块表现三层佛塔的画像砖。在这一佛教主题艺术中，佛塔、伞盖、宝珠、莲花都清晰可见。而四川彭山、西昌都发现过佛教莲花纹的墓砖。这些材料显示，在东汉的四川地区，南至雅安、西昌，北至绵阳都广泛分布着包括了佛像、佛塔、莲花等佛教形象在内的造像。另外，1986年，在什邡的一座东汉墓葬中，也发现了佛塔的画像砖，有三座佛塔和两棵菩提树，说明东汉的时候四川已经开始修建佛塔，这也体现了早期佛教信仰在四川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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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应该是从云南传入的。在云南地区，位于古天竺道上的云南昆明官渡区、西山区、曲靖汉墓中都发现有佛教莲花石刻的造型。云南大理大关北郊汉熹平年间（172—178年）墓葬出土7件胡僧吹箫俑，结跏趺坐。在云南保山蜀汉墓葬中，也出土过陶僧俑。《华阳国志》说西南边陲的云南永昌地区住有印度人，可以确认在东汉云南的永昌郡确实居住有来自印度或印度化的缅甸人，这些人把印度和东南亚的佛教传到了云南，再进一步传播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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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四川佛教还很原始，还不是后来理论非常精确严谨的纯正佛教，而是和巴蜀的巫术、道教、西王母、东王公一类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巴蜀人来说，佛是一位神灵，是值得崇拜的对象。佛像大量被放置在墓葬中，表明佛也会在坟墓里守卫死者的灵魂，佛和一般道教或民间信仰的神灵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佛教的轮回、六界、涅槃、菩萨等理论都还没有在四川生根发芽。所以这个时代的四川虽然接触到了佛教的表皮，但还显得非常原始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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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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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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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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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3年蜀汉灭亡，经两晋、南北朝，直到581年隋王朝建立，589年国家重归统一，其间的300余年，经历了一个分裂割据、战火纷飞的剧烈动乱时期。在这300余年的时间里，巴蜀地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民族等方面，都无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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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混乱与治理的剧烈交替严重地影响着巴蜀地区的发展。263年，司马氏控制下的曹魏吞并蜀汉。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益州刺史王濬顺江东下灭掉江东的孙吴，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西晋统一后，社会危机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反晋之战推翻了西晋的统治，而賨人李雄在成都建立的大成国，则是其时最早形成的割据政权。西晋的覆亡使得中国经历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由于政权不断更替，巴蜀地区政治发展愈益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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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大量外徙，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则进入巴蜀地区，导致非汉族居民在总体数量上超过了汉族居民，因此巴蜀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巴蜀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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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的混乱、人口的快速流动和民族结构的变化，对巴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一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和大批少数民族的迁入，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大批少数民族的迁入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助使巴蜀地区在文化方面产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以道教、佛教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了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巴蜀地区的教育、文学、史学等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较秦汉三国时期显得更加完善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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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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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年，隋文帝杨坚发兵陈朝都城建康，最终取得胜利，自此结束了从西晋末年开始近三个世纪的动荡与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隋统一全国后，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根据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一方面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减轻对巴蜀地区的各种赋税。在隋末天下大乱之时，唯独巴蜀地区没有发生变乱事件。这得益于隋朝治理巴蜀的恰当方式，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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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王朝289年的统治中，巴蜀地区未出现较大的战乱，成为全国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唐王朝自始至终控制着巴蜀地区。当都城长安局面不稳定时，当朝皇帝就会出逃避险于巴蜀之地。这体现出唐代巴蜀地区作为安定发展之地，受到历朝皇帝的重视，从而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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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稳定，不但改变了两晋南北朝之时大量汉人外迁的局面，反而吸引了众多汉族移民迁入，加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在巴蜀地区西北部即今天的川西北高原地区，自西晋末年被吐谷浑占据，成为以吐谷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定居生活之地。初唐之时，吐谷浑丧失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吐蕃王朝对这里的控制。吐谷浑和吐蕃对巴蜀西北地区的统治，使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川西南地区随着汉晋之际昆明族的迁入，加之中唐以后该地区逐步被纳入南诏国的管辖范围，以及“白蛮”诸姓的迁入，也逐步成为昆明族和“白蛮”所控制和发展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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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以及两晋南北朝时迁入的少数民族融入汉人生活圈而逐渐汉化，为巴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国家政策发生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变化，巴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地。但巴蜀各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位于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中心的益州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地处峡江流域的万州地区则被认为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贫困的地区。在川西北高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这里的农业开发并不顺利，种植业发展受到限制，畜牧业依然是支柱产业，经济结构与四川盆地明显不同。而川西南地区多为外来部族聚居生活区，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较之汉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一度还出现经济停滞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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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的一统天下，为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宗教文化发展迅猛：一方面佛教文化在巴蜀地区进一步传播，影响力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因唐王朝对道教的推崇，因此巴蜀地区的道教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加之巴蜀为道教产生与传播的重要地区，道教在这里极为盛行。因此在巴蜀地区逐步形成了道、佛、儒“三教合一”的情形，巴蜀地区成为唐代宗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巴蜀地区的文学艺术和民俗文化等，也由于沟通中原、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各地道路的通畅，促进了各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而得以进一步发展，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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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城市因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特别是因为多条道路与外界之间的互通，道路沿线地区出现了功能各异的城市。成都平原以成都为中心出现了多个大小不一的城市，其中成都无论是在城市发展规模上还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上，均为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推动了以城市为依托的整个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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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两晋南北朝的政局动荡，不但使巴蜀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受到了剧烈影响，也使这个时期成为四川古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至隋、唐一统天下后，巴蜀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文化多元共融，逐步走向繁荣，成为继汉代以来四川历史上又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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