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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假借太上老君之名，自称天师，在瘟疫时期治好了很多人的病，名声更大，吸引了很多追随者。他治病的方法，是手持节杖和符箓念咒语，给病人喝符水，派鬼吏代病者向神灵祷告，把病人的名字写下来，表达自己对各类犯错的忏悔。三份忏悔文字一份埋在山上告诉上天，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到水里，让天界、地界、水中的神都能赦免病人。他还吸收了古代巴蜀“鬼道”的很多内容，将其纳入早期道教的祭祀系统之中，也受到了蜀地民间的广泛欢迎。随着弟子和教团规模的日渐扩增，他把手下弟子分为了24个治理区，蜀郡内有7个治理区，广汉郡内有5个治理区，犍为郡有6个治理区，越巂郡1个，巴西郡1个，汉中郡3个，都城洛阳有1个，其范围主要包括了巴蜀腹地、汉中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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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陵担任天师教主，天师教主实行世袭制，张道陵死后由张衡继位，张衡死后由张鲁继位，父子相继，因此历来都是张天师。在天师下面还设有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等神职人员，统帅普通信徒“鬼卒”，采取一种准军事化的组织结构，对朝廷抱有敌对的态度。出土的东汉《樊敏碑》就记载说，东汉末年“米巫凶虐”，米巫就是五斗米道，因其战斗力很强，有大量的人投奔五斗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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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张道陵孙子张鲁的时候，全国爆发了黄巾之乱，道教徒宣称“苍天已死”，试图覆灭东汉朝廷。但张鲁却保持中立，和蜀中豪族达成了妥协。在刘焉统治巴蜀的时代，刘焉本人信奉五斗米道，赡养张鲁的母亲，并且让自己的妻子女儿一起尊其为师傅，任命张鲁担任督义司马去攻打汉中。在夺取了汉中以后，张鲁的势力不断扩大，建立起五斗米道政教合一的政权。汉中的道教政权，废除了汉代的法吏刑狱机构，不再以官吏治理，而是以教内各级神职人员进行管理，实行比较宽和的政策。张鲁将汉中的民众划分到不同祭酒管理下的辖区，按照每家的标准分配土地，缴纳五斗米和钱、布等租税。他们还在基层设立有义舍，里面放着米和肉，途经义舍的人可以根据需要去吃，但如果多吃多占就会生病，以一种“神道设教”的办法维持了政权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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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曹操进攻汉中，张鲁逃跑，但没有烧毁仓库和官府建筑，曹操对此感到满意，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把张鲁的五个儿子都封了列侯。张鲁也就带着家属、教徒一起前往北方，将巴蜀的五斗米道传播到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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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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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佛教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但实际上四川和西南各地很多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的西南丝绸之路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路线，四川就是佛教传播到中国腹地的第一站。早在抗战时期，四川彭山东汉崖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陶座，上面表现着三个浮雕人物，中间盘坐着高肉髻的释迦佛像，两侧分别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而在20世纪50年代，乐山县城郊的麻浩东汉大型崖墓后室门额上，发现了用浮雕技法雕刻的一尊坐佛。佛像头带项光，手作施无畏印。此外，乐山柿子湾另一座东汉崖墓中也刻着一尊带有项光的坐佛，与麻浩崖墓的造型一致。乐山的崖墓佛像年代，被定为公元2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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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麻浩一号东汉墓上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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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乐山柿子湾崖墓一处享堂后壁墓门上方左右侧，也分别发现了两件雕刻的佛像，高肉髻，通天肩衣，结跏趺坐。在四川出土的另一件东汉陶座上，表现了取材于印度艺术的大象主题。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发现了有佛像的摇钱树，绵阳芙蓉溪的东汉石阙上也装饰有雕造的佛像。类似装饰于摇钱树的佛像，也见于重庆忠县和丰都。忠县涂井的五号蜀汉墓葬中，除了摇钱树上表现的佛像之外，还有装饰了莲花纹的陶俑。在四川芦山县、雅安、西昌等地都出土过金、铜制成的汉代佛像。在宜宾黄山东汉墓葬中，还出土过一件佛像，坐在狮子上。在这些汉代遗存广袤分布的区域内，仅汉代佛像就有24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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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成都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树村马堆子出土了一块表现三层佛塔的画像砖。在这一佛教主题艺术中，佛塔、伞盖、宝珠、莲花都清晰可见。而四川彭山、西昌都发现过佛教莲花纹的墓砖。这些材料显示，在东汉的四川地区，南至雅安、西昌，北至绵阳都广泛分布着包括了佛像、佛塔、莲花等佛教形象在内的造像。另外，1986年，在什邡的一座东汉墓葬中，也发现了佛塔的画像砖，有三座佛塔和两棵菩提树，说明东汉的时候四川已经开始修建佛塔，这也体现了早期佛教信仰在四川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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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四川地区的佛教造像，应该是从云南传入的。在云南地区，位于古天竺道上的云南昆明官渡区、西山区、曲靖汉墓中都发现有佛教莲花石刻的造型。云南大理大关北郊汉熹平年间（172—178年）墓葬出土7件胡僧吹箫俑，结跏趺坐。在云南保山蜀汉墓葬中，也出土过陶僧俑。《华阳国志》说西南边陲的云南永昌地区住有印度人，可以确认在东汉云南的永昌郡确实居住有来自印度或印度化的缅甸人，这些人把印度和东南亚的佛教传到了云南，再进一步传播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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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四川佛教还很原始，还不是后来理论非常精确严谨的纯正佛教，而是和巴蜀的巫术、道教、西王母、东王公一类民间信仰混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巴蜀人来说，佛是一位神灵，是值得崇拜的对象。佛像大量被放置在墓葬中，表明佛也会在坟墓里守卫死者的灵魂，佛和一般道教或民间信仰的神灵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佛教的轮回、六界、涅槃、菩萨等理论都还没有在四川生根发芽。所以这个时代的四川虽然接触到了佛教的表皮，但还显得非常原始和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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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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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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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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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63年蜀汉灭亡，经两晋、南北朝，直到581年隋王朝建立，589年国家重归统一，其间的300余年，经历了一个分裂割据、战火纷飞的剧烈动乱时期。在这300余年的时间里，巴蜀地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民族等方面，都无不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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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混乱与治理的剧烈交替严重地影响着巴蜀地区的发展。263年，司马氏控制下的曹魏吞并蜀汉。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益州刺史王濬顺江东下灭掉江东的孙吴，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西晋统一后，社会危机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反晋之战推翻了西晋的统治，而賨人李雄在成都建立的大成国，则是其时最早形成的割据政权。西晋的覆亡使得中国经历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由于政权不断更替，巴蜀地区政治发展愈益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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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大量外徙，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则进入巴蜀地区，导致非汉族居民在总体数量上超过了汉族居民，因此巴蜀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巴蜀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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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的混乱、人口的快速流动和民族结构的变化，对巴蜀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着巨大影响。一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和大批少数民族的迁入，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大批少数民族的迁入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助使巴蜀地区在文化方面产生一系列变化，其中以道教、佛教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巴蜀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促进了地区宗教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巴蜀地区的教育、文学、史学等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较秦汉三国时期显得更加完善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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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时期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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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年，隋文帝杨坚发兵陈朝都城建康，最终取得胜利，自此结束了从西晋末年开始近三个世纪的动荡与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隋统一全国后，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根据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一方面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减轻对巴蜀地区的各种赋税。在隋末天下大乱之时，唯独巴蜀地区没有发生变乱事件。这得益于隋朝治理巴蜀的恰当方式，取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