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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僚人定居于四川的东南部地区，并从事与种植业相关的农业活动。隋唐时期，大量北方的流民也从水路和陆路进入巴蜀地区，他们主要定居于四川盆地及峡江流域等地，从事种植业相关的农业生产。从巴蜀地区从事种植业的范围来看，东部的四川地区多以平原和河谷为主，这里土地资源丰富，土壤的肥力较高，气候温暖，降雨充沛，适宜种植业的开展。在众多的种植作物中，水稻是最为主要的农作物，其种类至少包含有青芋稻、累子稻、白汉稻、红莲稻等多个不同品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水稻种植区则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区域。进入唐代后，大量外来移民助推了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水稻的种植范围也因此扩大，由成都平原向北扩大到地处涪江平原的绵州，向南则扩大到了位于岷江冲积平原上的眉州。同时在四川盆地中部与南部，在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纵横之地形成的冲积平原也有大量的水稻种植区。而在四川东部的丘陵地区，粟、麦、芋等粮食作物在广大的地区实现了推广种植，因此四川地区农业规模的扩大与发展十分明显。特别是唐代，巴蜀地区种植业的规模和范围比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的扩大，农业的功能分区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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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田水利技术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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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的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往往在冬、春两季盆地气温较高，降水少，冬干春旱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严重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初夏季节，由于雨季来得较晚，常常会出现夏旱的情况。盆地的中东部则因为夏天气温高、降水少，伏旱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巴蜀地区的农业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必备条件。据史书记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灾害性天气颇多，干旱成为这个时期危害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巴蜀地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兴建各种水利工程，保证农业生产的日常所需。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四川的农田水利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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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龙门山和龙泉山之间的成都平原，河流众多，地势微微倾斜，自秦汉以来水利事业就较发达。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受到了多次战乱的侵袭，但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并未遭到破坏。进入唐代以后，随着巴蜀地区政局的稳定，在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岷江冲积平原和涪江冲积平原先后兴建起了多个水利工程，形成了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大规模发展水利事业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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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修建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对之前的水利工程加以扩建维修，最为典型的是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的一系列扩建，以此增加其灌溉面积。如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高士廉开始大规模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这类工程建设集中于彭州和成都府的境内。其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的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大量的灌溉渠。其中如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在绵州魏城县（今四川绵阳）修洛水堰，“引安西水入县，民甚利之”；高宗永徽五年（654年），绵州罗江县令百大信置茫江堰，“引射水溉田”；武周垂拱四年（688年），绵州刺史樊思孝等重开广济陂故渠，“引渠灌溉田百余顷”。其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冲积平原上兴建各种堤堰，其中包括有著名的远济堰、蟆颐堰、鸿化堰和通济堰，这些堰坝都用于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如僖宗时期，眉州刺史张琳重修章仇兼琼在开元年间兴建的远济堰，从蜀州新津县南的修觉山“浚故址，至眉州西南，合于松江”，改名为通济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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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得整个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区域的灌溉面积得到扩大，在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自流灌溉为基础的水田稻作区。伴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农业生产水平获得了提高。在水利设施的维护、管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称之为“岁修”制度。这种以“赋税之户，轮供其役”的岁修制度，利用冬季枯水和农闲之时，分段对堰堤和灌渠进行必要的维护，清除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堰，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为农业的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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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成都平原地区兴建水利工程外，在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地区，也兴建了不少的引水工程。但由于这些引水工程引灌的条件差，难以发挥必要的灌溉作用，因此屡兴屡废。唐代我国其他地区已经采用机械提灌的方法来解决丘陵山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但是这一技术在巴蜀地区却没有得到推广与普及。四川的丘陵地区在汉晋时期长期采用潴水和陂塘池水灌溉农田，唐代陂塘池仍然是丘陵地区农田用水的主要来源。虽然陂塘池水有着一些优点，如不仅用于灌溉农田，同时还可以养鱼、种其他水养农作物，具有多种经济效益，但是陂池因为靠雨水而积，蓄水保水方面的缺点明显，只能调节农田的基本用水，难以起到抗旱防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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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东部，由于地形复杂，水源缺乏，无法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汉晋时期主要是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到唐代以后，由于僚人的汉化和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些地方开始兴建起陂塘、蓄水池等用于灌溉农田。在长江河谷的一些地区，则采用竹筒引水的方式将泉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同时还将这些泉水引入户中作为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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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的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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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武帝建国以后，采取较为宽松的农业发展政策，巴蜀地区也获得良好的农业发展机会，一改之前赋役繁重、百姓困苦的状况，农业生产开始逐步获得了恢复。西晋惠帝后，由于六郡流民起兵反晋，导致大量居民外逃，城邑皆空，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汉政权统治时，农业生产虽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大不如秦汉之时。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各政权对巴蜀进行长时间的争夺，地方各势力的叛乱活动频繁，导致巴蜀地区出现长期动荡的局面，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十分缓慢。进入隋唐以后，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才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农业经济呈现出多样性，但是由于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区域差异，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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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多样化。成都平原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成为该区域内最适宜农耕的地区。两晋南北朝时期，成都平原地区虽然遭受到了多次战乱侵袭之祸，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得到较快恢复。进入唐代后，成都平原地区农业获得了长期持续的稳定发展，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业产量的提升。如兴建水利工程，改进农业技术，改变之前的耕作方式，引入新的农作物，扩大种植面积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加强传统种植业的技术革新，如在水稻的种植过程中，既加大播种的面积，同时也提高土地利用率，施行轮作复种，增加了粮食的产量，进一步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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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四川盆地中东部和盆地周围山区，农耕条件相对较差，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汉晋之时这里还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成汉以后，随着僚人的迁入，大部分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些僚人逐步从渔猎业转为从事山地农耕。唐代后期，中央王朝加强对僚人等少数民族的控制，并逐步将其汉化，在这些地区广置州县。伴随着少数民族的汉化，农业生产也逐步从渔猎转向耕作，并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经济支柱。除了少数民族在这一区域进行农耕外，大量的汉人也在丘陵及山区进行农业开发。如在唐代，汉人曾多次大规模迁入四川盆地周边山区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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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中部地区因为有较好的农业基础，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桑麻、甘蔗、柑橘等。各种农业生产技术也随之运用，大大节约了土地成本，充分发展了区域的农业经济，为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农业生产水平长期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很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土地的连作还未得到普及。这里的粮食作物出产率不高，经济作物则主要是麻类植物，桑蚕业还很不发达。在岷江上游和涪江上游，南北朝时期以前都是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到隋代以后，农业生产逐渐成为这里重要的产业，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进入唐代以后，由于农业技术的革新，这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逐步扩大，主要有麻、柑等；另外，各种畜牧产品依然盛产于此，药材的采集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区域内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的种植业虽有发展，但畜牧业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农业生产活动相对于盆地内发展仍显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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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私有化与私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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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方面，在这一时期大土地私有制度逐步发生着变化。在西晋时期，世族大姓占有大量田产，成为私有土地的绝对拥有者。到成汉政权割据之时，巴蜀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战乱的影响，土地拥有者大量外逃，世族大姓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以六郡流民中的汉族大姓、氐羌酋帅为主的豪族大姓，成为大土地私有制的主体。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崛起于巴蜀地区的豪族大姓，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掌控着大量的土地，控制着当地的农业生产。隋唐之际，巴蜀地区政局相对稳定，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乱，也未出现割据政权，豪族大姓与政府官员相互勾结，静观时局之变。随着李渊建唐，巴蜀各地的豪族相继归顺大唐，仍然是当地私有土地的占有者。豪族大姓加强对巴蜀地区各土地的控制与管理，他们对巴蜀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土地兼并的情况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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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巴蜀地区先后形成了大批的私庄。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别业”“别墅”等为代表的私庄。隋朝时，巴蜀地区仍然有着“别业”之类的私庄。隋末唐初之时，巴蜀地区出现的私庄并非指之前的别墅之类田产，而是指官员及豪族所占有的大片耕地或牧场。随着“庄田”一类的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这类私庄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到唐代后期，巴蜀地区的庄田和别业已十分普遍，私庄的拥有者结构也出现多样化，除之前的豪族、官僚外，军人也开始拥有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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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技术的更新与手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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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手工业依旧延续汉代依靠各种作坊式小规模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内也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或生产制造机构，在纺织业、盐业等生活消费品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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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锦与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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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纺织业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秦汉时期，蜀地所产的蜀布已经名扬全国。汉晋之时，蜀锦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丝织产品。唐代，巴蜀地区始终保持着先进的织造技术水平，成为我国当时最为重要的高级丝织品的生产中心之一。唐代后期，由于民间布帛的生产异军突起，引领巴蜀地区纺织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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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时，巴蜀地区出产的布品基本和汉代相一致，最为有名的布是筒中布。成汉割据时期，随着巴蜀民众的外流，传统的蜀布生产急剧下降，但伴随着僚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的迁入，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布品开始在巴蜀地区生产。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的频繁更替，民族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各种布品也随之增加。唐代以后，巴蜀地区出产布品的种类急剧增加，新的布品相继出现，如弥牟布、僚布、花布、小布、兰干布、葛布等。这些布品的织成原料多是麻、葛和橦等三大类，都是巴蜀农业重要的经济类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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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布类织品外，丝、毛织品也是巴蜀地区纺织类物品中重要的手工业品。巴蜀地区出产的丝织品主要分为绢、绫、锦、罗、纱等五大类，毛织品则有无纺织物和毛纱织物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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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的生产范围较为广泛，蜀、广汉、犍为、梓潼、巴和巴西等郡均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产地。唐代巴蜀地区的产绢范围继续扩大，已达28州，而当时全国产绢的州约为87个，巴蜀占其三分之一，成为当时绢的重要产地。到唐末，随着纺织技术的提升，巴蜀地区所产绢的质量大幅提高，颇受各界人士的喜爱。锦和绫等也是当时巴蜀地区出产的丝织品，均采用提花机织成。绫是直接采用生丝织成，锦则是采用加工后的蚕丝织成。蜀锦是唐代巴蜀地区最为著名的高级丝织品，主要产于益州、蜀州和绵州，成都是最重要的织造中心。蜀锦因为织锦技术的精湛，成品极为精美，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纱和罗的产地甚广，如剑南东、西两川的很多地方均有出产，其中益州的交梭纱和蜀州的花纱还是上贡之物。巴蜀丝织品的花色品种极其丰富，除了蜀锦驰名中外，成都府和蜀州的单丝罗、绵州的盘条绫、梓州的水波绫、阆州的重莲绫等均是闻名全国的丝织品，受到全国民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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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丝织品产量也较秦汉时期有大幅增长。唐开元中期，益州的贡春彩有十万匹。中唐以后，折估纳绢，西川两税有一米折重绢。敬宗时期，四川上贡皇帝的绫罗锦，一年有8176匹之多。前蜀灭亡之时，当时巴蜀地区库存的纹绵、绫、罗就有50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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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织品的出产主要集中于巴蜀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毛织品多由兽类的毛纤维制成，分为毛纺品和无纺品。汉晋之时，汶山郡出产用牦牛毛制成的牦毡，用羊毛皮制成的皮裘等毛皮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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