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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造业与食品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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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造纸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得益于巴蜀地区文化的发展，对纸张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造纸技术的革新。巴蜀地区所产的纸品主要为益州的黄、白麻纸，这类纸也被当时的政府认定为官方用纸。另外，还有益州广都纸被广泛运用于民间，如用在文牒、契券、书籍等。笺纸也是当时一种十分流行的用纸，在唐代前主要用于书信的书写上，唐代以后因为诗文的兴起，笺纸则被用于诗文的书写。同时笺纸也从以前的大幅变为小笺纸，深受文人的喜爱。而唐代巴蜀地区著名的女诗人薛涛则自创一种胭脂染成的彩色笺纸，在当地甚为流行，被称为薛涛笺。此笺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煮成糊状，再入芙蓉花，去汁而制成，其色深红，而幅面狭小，为诗人宠爱，成为笺中的珍品。除这些较为有名的纸品外，还有长麻、十色笺、松华纸等众多的品种，这些纸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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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生产与管理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的重视。巴蜀地区因蕴含大量的盐卤资源，因此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井盐生产中心。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基本都是以井盐生产为主，极个别地方有岩盐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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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井盐产地增加，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井盐产地有临江、广都、江阳、汉安等26处，而汉代井盐产地仅仅只有14处，增加了12处，增长85.7%。盐业的产量也得到大幅增加，如广都平井有两官灶，一个日夜可以收盐4石，即200多斤食盐。临江县食盐产量则是巴郡最大的，可以满足整个巴郡的需求。进入唐代后，巴蜀地区盐业生产更加繁荣，盐产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加之各种新技术的运用，盐产量也获得了提高。在唐代初期，盐产地主要集中于盆地内，到中唐之时，井盐生产获得了快速的扩张，几乎在整个巴蜀中东部和南部区域内都有井盐的出产。玄宗时期，陵州有1盐井，绵州有4井，资州有28井，泸州有5井，荣州13井，梓、遂、普、阆、果五州有盐井共38处。到唐代后期，盐井数量大大增加，且盐井的分布范围也较之前扩大。据统计巴蜀共有盐井639口，其中剑南东川道有460口，山南西道有123口盐井。就唐代井盐的产地看，主要集中于剑南东川、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和山南东道的峡内诸州范围内。由于盐产量的提升，在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盐业产量基本能满足地区所需，同时盐法的制定与颁布，也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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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一种重要的饮品，自古就受到世人的喜爱。巴蜀地区因为地理气候因素的先天优势，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茶产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加工方式以饼茶为主，随着茶业生产的发展，进入唐代后，巴蜀所产的茶已经是当时最为有名的高端茶。唐代巴蜀地区的茶叶产地相对集中。有三个地方：其一为四川盆地的西部地区，这是巴蜀地区最重要的茶叶产区；其二为巴蜀南部的长江沿江地区；其三为四川盆地北部地区。据《茶经》的相关记载，唐代时，剑南道已经有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等八州盛产茶叶。巴蜀地区的茶叶主要有饼茶和散茶两种，各种茶的制作工艺则有所不同，不同的工艺造就了不同的茶味，满足了不同人群对茶叶口感的要求。而巴蜀地区也出产精品茶叶，这些精品茶叶被作为贡茶，每年向皇室输入。四川地区茶叶产量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大幅增加。据相关学者推测，唐代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千万斤，这也正与唐人杨晔在其撰文中所记的“岁出千万斤”的生产水平是一致的，可见唐代四川地区是当时全国重要的产茶区，不仅茶园面积相当辽阔，且产茶量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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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糖业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也有着较快的发展。四川盆地的成都、梓州和遂州等地都是唐代糖业生产的重点地区。随着甘蔗制糖技术的进一步提升，糖的产量也有着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唐大历年间，随着糖霜技术的引入，遂州开始运用此技术生产早期的冰糖，成为我国最早生产冰糖的地方之一，直至后世各朝各代，这里都是四川糖产量最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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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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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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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商业城市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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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手工业等的兴盛，四川的商业日趋繁荣，产于各地的商品被商人们带进四川，促进了这里的商业发展。各种贸易物资的往来，一方面巴蜀地区生产的各种大宗商品向外输出，如丝织品、麻、布、茶、盐、药材等；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物资输入巴蜀，如药材、香料、马匹等。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城市商业活动区域的不断扩大，一些城市的商业逐渐突破原有的坊市制度的格局，逐渐发展成一种新型的城市商业模式。随着这些新型的商业城市的出现，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城市，引领着巴蜀地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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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商业因为战乱影响发展较为缓慢，仅有部分传统的商业城市延续着之前的发展状况，如成都、江州、汉安、江阳、雒县等。进入唐代以后，巴蜀地区的城市商业逐步兴起，城市也取得了更快速的发展，城市的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城市也获取了良好的发展时机。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州、县两级行政体系日趋完备，因此以此为依托的巴蜀州、县两级城市网络逐步形成，其中一些核心的城市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如成都、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资州等州城则是区域的商业核心。随着这些商业城市的出现，巴蜀地区的经济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如梓州因唐代时水陆交通的便捷，成为剑南东川的一个最重要的消费城市，城市的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因此这样一个商业城市获得了“蜀川巨镇，郪道名邦”之美赞。而传统的成都平原中心商业城市成都在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更是迅速，各种南来北往的商贸货品汇聚于此进行商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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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成都院落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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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中的商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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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晋迄唐，巴蜀地区城市中的市场因商业的繁荣而随之兴旺，城市内部也出现了多级的分区，城市的市场也有着明显的变化。城市的内部被划分为多个坊区，各坊区都被墙垣或者篱栅等隔离开，只在通街处开设坊门，便于出入。另外在城市中专门设立商业区，这类商业区根据当地管理的安排划定专门的区域，称为“市”。由此建立的坊、市构成了巴蜀地区商业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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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坊、市的形成，四川地区的商业市场也随之建立，根据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市场一般被分为三类：一是设在城市中心的市场；二是位于城外农村地区的商业中心；三是在城市定期举行的集市。如在成都有“东市”“西市”“南市”和“北市”，同时还有“金马”“锦浦”“龙池”等坊，在遂州也有“画锦坊”等坊类市场，在夔州则有“西市”等城市中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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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成都城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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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都为例，当时这里是巴蜀最大的商业城市。隋代后，成都已经逐步展现出货殖贸易的繁荣，但在城中仅有地处城西的少城这样一个唯一的市场。唐代以后，成都的商业发展迅猛，在东、南、西、北均设置了商业市场，这样的商业布局足以显现出成都作为当时巴蜀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都会所具有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巴蜀的阆州因交通的影响、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布局也更为合理，城市的商业更加地繁荣。梓州也因为药材的交易，成为一个重要的药材交易的集散地，随之也在城市中出现了以药材销售为代表的诸多商业布局。另外，还有遂州因糖业的贸易出现了糖品交易的市场，绵州则出现了丝织贸易为主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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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内外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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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巴蜀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各种坊、市的大量设立，城市中的商业活动也日趋地完备，而依托各种物资贸易为基础的市场商业活动也对各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商业活动一般集中于城市中的“行”中，如酒市、鱼市、花市、米市等。在这些行市中，有的交易是在固定的店铺进行，有些则是由商贩在一些规定的区域设置临时的摊点进行售卖活动。以成都为例，在城市中设置了多个贸易市场，这些市场设置于城市内的一些人口流动的重要区域，满足人们的日常物资所需。市场上的商业活动则主要是居民日常消费所需的农副产品，另外还有生活用品的出售，如蜀锦、纸张、书籍、盐、茶等。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都城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唐代成都则拥有许多的繁华商业街区，同时在城市内外还举行各种集市，满足物资的销售，如在二月有蚕市，五月有药市，冬月有七宝市等各种季节性的固定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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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唐代城市中市场的兴起，城外地区经济社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满足各地方居民日常所需，在巴蜀的农村中出现了众多的草市，如在雅州的严道县设有遂斯安草市，青城县设有青城山草市，彭州境内的唐昌县设有建德草市等众多的草市。这些设置于农村地区的草市，对这些农村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草市也成为农村的商业中心。设置于草市中的店铺、酒肆、旅舍等固定的商业设施，每日都营业，出售生活的日常用品，满足居民的日常消费和娱乐。另外，在草市中也设有定期举行的集市贸易，将本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到集市中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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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说，城市商业活动中也有一些具有典型代表的市场贸易活动，如蚕市、药市等。蚕市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当时的市场发展还不完善，市场活动还不够活跃。进入唐代后，蚕市开始逐渐增多，也被各种文献、诗文等记录。成都的蚕市兴起在德宗之后，而在每年春节举行，地点多在各道观，可能与这一时期道教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另外，彭州九陇县的崇真观，金堂县的玄元观等地也在每年举行蚕市。蚕市上主要进行交易的物品是蚕器、药材、农具、花木等农副产品，因此会吸引来自周边大量的居民和商人到此进行商品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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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市形成的时间则相对较晚，兴起的时间应该在唐代的后期。药市是因为当时巴蜀地区出产众多的药材而逐渐形成的贸易市场，最早的药市出现于梓州。梓州出产多种药材，且因为各种药材集中于此销售而形成了市场。关于梓州作为药材的集散市场的相关记载可以在梓州籍作者李珣所撰的《海药本草》中找到记录，书中翔实地记载了梓州药市上销售的各种外来药材。而随着商业的发展，成都城南的玉局观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药市。据文献记载，每年的九月九日，这里会有大型的药材交易活动。每年的这一天在市场上会有各种药材在此交易，药市上销售的药品琳琅满目，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因此士庶云集，十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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