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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时期，诗歌最为发达。在这一时期的巴蜀地区，也出现了许多诗人，对促进巴蜀文学的繁荣和唐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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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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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本土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诗人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自小喜读诗书，学识渊博。21岁时游学京师，24岁中进士，26岁拜麟台正宗，36岁时升右拾遗，38岁从建安王武欣宜率兵讨契丹，为参谋，遭贬斥，上表罢职回乡，又遭县令加害入狱，忧愤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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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身为武周大臣，善政论，文章多关心民生疾苦，要求停止暴政，但这些切中时弊的奏议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倒是他的诗论在唐代诗坛上有重要影响，对唐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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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坛，多承六朝余绪，讲究文辞华丽，不注重思想内容。陈子昂力驳这种绮丽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他的诗作体现了他恢复汉魏风骨的主张，其代表作有《感遇诗》38首和《登幽州台歌》等。《感遇诗》多感怀身世，讽喻现实。这些诗作，均有明显而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在体裁上绝大多数为五言诗，在风格上讲求刚健沉郁之风，不追求文采绮丽，这在当时绮丽的文风下，可谓焕然一新。由于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杜甫称誉他为“有才继离骚”，“名与日月悬”，《唐诗品汇》评论陈子昂是“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表明了他对唐诗风格转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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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陈子昂外，巴蜀地区还有刘湾、苏涣、符载、吕丘均、范崇凯、雍陶、唐求等人。生于外地而长于巴蜀的文人中，以李白和薛涛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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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年），字太白，5岁时随父亲入蜀，居于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油）。李白20岁以后，游历巴山蜀水，饱览壮丽河山，使其胸襟宽广，奠定了其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也在其诗作中大量体现。他的诗作中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权贵的憎恶，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自己的远大抱负。他对巴山蜀水一直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蜀道难》《峨眉山月歌》《登锦城散花楼》《上皇西巡南京歌》《朝发白帝城》等，都是以巴蜀为题材的名篇佳作，为人千古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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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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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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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770—832年），女，字洪度。生于长安，幼时随父入蜀，后寓居成都。德宗贞元年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召薛涛侍酒赋诗，入乐籍。后被罚处松州放归成都后，脱乐籍，隐居成都浣花溪旁，著女冠服，创制“薛涛笺”，终老于成都。薛涛在诗作方面“诗意不苟，情尽墨笔”，当时有许多的官僚文人，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均同她有着诗文的往来，对她的诗评价颇高。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诗说：“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正是对薛涛的赞美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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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许多著名诗人曾客居四川，王勃、卢照邻、岑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都先后来过巴蜀，并在巴蜀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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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辗转流徙到达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畔，此后又在巴蜀各地流寓，代宗大历四年（769年）离开巴蜀。杜甫客居巴蜀10年，写出了大量诗作，在成都草堂写诗271首，在夔州写诗430多首，占他毕生诗作的50%。他的诗，对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山川花木，以至社会各种阶层人物，都有咏及。这些诗作，发自肺腑之言，感情深沉，描写真实，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蜀中的诗作影响极为深广，受到后人尊崇和怀念。北宋时，在成都浣花草堂故址修建了杜公祠，以后代有维修，至今亦全国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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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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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入蜀后，曾将在川陕道上所见山川峻势写成的作品，编成《入蜀纪行诗》一卷，其中不乏佳作。卢照邻留居蜀中六七年，写了不少有关川西风物的诗歌。边塞诗人高適、岑参曾在蜀中做官，岑参写有成都名胜方面的诗作。白居易、刘禹锡宦游川东，学写川东巴人的《竹枝词》。李商隐居于蜀中5年，亦有佳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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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170665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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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巴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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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刻艺术与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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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石刻造像开始兴盛，在巴蜀各地出现了大量的石刻雕像。这一时期各种来自西域的僧人南下传法，其线路从凉州进入益州，穿过三峡江陵，后分为两支，一支北上洛阳，一支南下建业。南方僧人北上，也是沿着这条线路前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益州，是南来北往僧人的必经之路。南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对巴蜀地区的石刻艺术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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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佛教造像中属于南方系统风格的寺院为成都的万佛寺。该寺庙出土了大量南朝佛像石刻，其中年代最早的是425年的净土变石刻。万佛寺造像的组合内容、装饰技术和艺术风格略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南京栖霞寺的造像相一致。另外，在茂汶地区也出土有一块南齐时期的无量寿佛造像碑，其风格也与万佛寺的造像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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