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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北方风格系统的佛教石刻雕像则以广元千佛崖的北魏造型群最为典型。在20世纪的80年代，广元城关地区发现的北魏佛教石刻造像中，有北魏延昌三年（514年）题记的“释迦文佛”。此佛为圆雕，高约1.5米，砂岩石质，头饰为馒头肉髻，内穿交领襦，外套对襟袈裟，手呈说法式。此佛像的面貌显清瘦，眉目疏朗，脖项细长，身体扁平，面容略带微笑，其佛像的整体造型和人物形象与云冈、龙门和敦煌莫高窟等地同时期的造像形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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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千佛崖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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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时，巴蜀地区的佛教石刻更是兴盛，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于巴蜀大地。此时期的佛教石刻按照地区的分布看，主要集中于三个地区。其一是位于四川盆地中部的简阳、资阳、内江、遂宁、安岳和重庆的潼南、合川等地，其二是位于四川盆地北部的广元、旺苍、巴中、通江等广大地区，其三是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的邛崃、蒲江、眉山、乐山等地。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雕刻于茂县校场坝的佛教造像，为现今巴蜀地区所知有确切纪年题记的唐代最早造像。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修建完成的乐山弥勒大佛，是我国境内最大的石刻佛像，其雕刻难度之大，雕刻的手段之精美，堪称唐代时期巴蜀早期佛教造像石刻的精品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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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巴蜀地区的佛教石刻则按照雕塑艺术的分类划分，主要是以石窟造像、摩崖造像和石刻大佛为主的三大类。石窟造像以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群最为宏伟壮观。现存的千佛崖石刻佛教造像群，南北长约200米，最高处为40余米，共有龛窟400多个，今存造像7000多尊，龛窟总共有13层之多。这些造像作品以唐代的为主，其中也包含有南北朝、隋、宋、元等各时期的一些作品。位于千佛崖中心的大云洞，在洞窟的正中位置有弥勒佛立像，左右两壁有148尊观音像，洞中有多处唐代的石刻文字。此石窟群是现今四川境内规模最宏伟的石窟群，造像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南北朝、唐等时期石刻佛像的典范之作，因其雕刻精美、造型优美，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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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地区的摩崖造像则始于隋代，兴盛于唐朝。巴中地区的摩崖造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小北等五龛和水宁寺等六处。经排查全市现存的摩崖造像近100处，1000余龛，10000余躯。西龛现存造像43龛，当中第10号龛有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造像题记，第16号龛力士像侧有“检得大隋大业五年造前大像，永平三年院主僧傅芝记”。“永平”是前蜀王建年号，是为唐代所刻。南龛分布在石屏山、山门石、佛爷湾等三处。佛爷湾第116号龛的毗沙门天王像和87号龛的观音像相当精美，102号龛的立佛像、86号龛的分身瑞像、68号龛和81号龛的鬼子母佛，都是唐代巴蜀佛教石刻中少见的题材。而南龛造像的各形象多受麦积山石窟和龙门石窟等北方风格系统的影响较深。其原因是巴中位于四川盆地东北边缘大巴山南麓，与陕西汉中市紧密相连，因此来自中原等地的佛教石刻文化艺术较为容易传入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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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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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石刻大佛最为出名的则是乐山大佛，其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肩宽28米，眼长3.3米，耳长7米。大佛表面原来还贴金绘彩，背靠凌云山。大佛为一尊弥勒佛，兴建于唐代，前后历90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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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佛教石刻之风盛行外，绘画艺术也有着较快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画作多为外来画家所作，画作也多包含外来文化因素。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绘画作品的题材内容多为释道人物和山水画两个主要类型。释道人物宗教画，约兴起于魏晋之时，佛教绘画伴随着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也逐渐兴起。巴蜀地区佛教画像多受江南名家画风的影响，在印度佛画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山水画则发展较慢，画作也较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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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代以后，巴蜀地区的画家逐渐增多，以巴蜀宗教画为主的画家，其大多兼习佛、道二教的人物画。道教人物画方面最负盛名的是唐懿宗时期的简州道士张素卿。佛教人物画的名家则更多，无论是本土画家还是外来画家，大多工于佛画。山水画方面，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忠州司马张璪等人有着出众的表现。李氏父子在山水画方面多有创新，时人以为神仙之笔，山水画由此而变。张璪在作山水画时唯用紫毫秃笔，或用手蘸色摹于绢素，有浑然一体之妙，得自然之画法。在这些山水画名家的影响下，巴蜀绘画艺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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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巴蜀地区涌现出大量的著名画家，这些画家中既有巴蜀以外迁入的名家，同时在本土也出现了不少影响盛极一时的著名画家。如武周时期，被誉为“画入神品”的薛稷曾入蜀，在成都、通泉等地创造有多幅名画。玄宗时期，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也曾两次入蜀，在巴蜀之地采风后回到长安完成了《嘉陵江三百里》的名画。其对嘉陵江的风景进行了完美的写实再现，堪称为山水画的杰作，也开创了山水画派。安史之乱后，为躲避战乱之祸，诸多画家入蜀，如卢楞伽、韦偃、辛澄、赵公佑、孙位、张南本等人。在这些画家的影响之下，巴蜀籍的画家快速成长起来，唐末时27名著名画家中，巴蜀籍的画家就有7位，流寓巴蜀的画家有12位，一共有19位。可见唐末巴蜀地区已经成为当时名画家的聚集之地，对绘画艺术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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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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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音乐、舞蹈逐步融入巴蜀地区的音乐、舞蹈之中，呈现出多民族艺术结合的特点。隋代，巴蜀地区“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唐代音乐、歌舞之风依然盛行，依旧是风土爱琴，不但锦城内丝管日纷纷，而且在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昼夜相接，好不繁荣。隋唐时期巴蜀地区歌舞娱乐活动之风特别盛行，也成为巴蜀地区文化艺术中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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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巴蜀地区的音乐曲调多以汉代的“三调”为主，即平调、清调和瑟调。平调以宫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六部，每部都是由前奏、相和歌、尾声三部分组成。前奏以笙、笛先演奏三段——高弄、下声弄、游弄，后转由琴、瑟、筝、琵琶齐奏八段，称八部弦。接着是相和歌，尾声则是一段送歌弦。清调以商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四部，每部也同平调一样由前奏、相和歌和尾声三个部分组成。前奏由管乐先奏三段，后由弦乐奏五部弦，接着是相和歌，尾声也是一段送歌弦。瑟调以角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六部，每部同样由前奏、相和歌、尾声组成，首先为竹声三弄，然后是七部弦，接着是相和歌，最后为送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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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部分巴蜀地区的官员和军府的军人来自吴越之地，这些人喜爱吴声歌曲，因此吴歌杂曲开始在巴蜀地区流行。吴歌杂曲是在汉魏三调曲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乐器采用弦乐和管乐，和三调曲所采用的乐器较为一致，但吴歌杂曲不再采用相和的方式演唱，而是采用徒歌或前有和声、后有送声的方式唱奏。三调乐、江南吴歌以及荆楚西声，总的被称为清商乐，隋代则被称为清乐。唐代以后，清乐不再流行，被兴起的新俗乐替代，音乐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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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俗乐的兴起，乐人的来源也出现多样性，不仅仅有一般的士人和庶民，也有专业学习此乐的音声人。唐代政府也在农户中选择容貌端庄的良家子弟充当音声人，由太乐署的博士教授。这些音声人不仅在宫中演奏，同时也在地方上奏唱俗乐。巴蜀之地也有大量的这类乐人，特别是在唐代后期，由于京师长安长期的动乱政局，大批的乐工及音声人相继入蜀躲避战乱之祸。这些来到巴蜀的音声人和乐工们，一方面为巴蜀地区带来了新的乐曲演奏和吟唱的方式，同时也促进了巴蜀地区的音乐繁荣，推动了巴蜀音乐艺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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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的舞蹈多为汉晋以来的传统舞蹈，唐代时由于与西域等地的关系密切，西域地区的舞蹈也传入巴蜀地区，如《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舞工》则将其归入“健舞”。这种舞蹈由二女对舞，舞人头戴红色尖帽，上系金铃，身着紫红罗衫，足蹬红锦蛮鞋，击鼓为节而舞。唐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的舞蹈有“健舞”和“软舞”两类，健舞的动作急速，软舞则柔婉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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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地区三峡一带，传统的歌舞则是竹枝歌舞，此舞为“邪巫击鼓以为淫祀，男女皆唱竹枝歌”，手执竹枝，踏歌翩然而舞。唐代后期，河西地区的《剑器舞》开始在巴渝地区流行，杜甫居夔州时，曾经在夔府别驾持宅，撰诗文“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状其蔚跋，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这种舞蹈由女伎单人行舞，舞女着军装舞剑，颇为激越而优雅。巴人自古以来就有习武的习惯，将武器运用到舞蹈中自然也成为当地人所喜爱的一种舞蹈形式。自剑器舞传入巴渝地区后，这种舞蹈就广泛地流传于巴渝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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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众多，加上西南夷各部族对巴蜀舞蹈文化的影响，因此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乐舞十分丰富，各种民族舞蹈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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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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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古代城市的建筑中，以成都城的城市建筑特色最为典型。先秦成都城就有着持续不断的建设与开发，到汉代时，成都城的建设粗具规模，城中桥梁林立，坊区众多。随着成都城的不断发展，这里的城市建筑极具巴蜀的特色风格，同时也吸取大量各地的建筑艺术的优点，成为巴蜀城市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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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成都城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内的建筑也丰富多样，其中以官厅的规模最大。晋代之时，益州刺史的治所设在太城内，蜀郡太守和成都县令的治所均在少城内。这种格局沿用到南北朝时期没有改变。唐代时设置州、县两级行政机构，益州刺史的治所在子城内，成都县令的治所则还是在原少城区域内。唐代时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变动，加上成都城各功能区的变化，在成都城内出现了子城。肃宗时，成都城设立子城，伴随着节度使的设立，在子城之内又设置“使院”。同时，在成都城内置新城供节度使居住，称为“牙城”。牙城建筑正门称为大衙门，朝南开，内设二门；东侧为狮子门，西侧为西亭门。东侧的狮子门内为大厅，北通蜀王殿、清风楼；大厅以东则是毬场门，可通往毬场。西侧的西亭门内是西亭子厅，北可以通往堂南门，内为酒盯堂，堂后为会仙楼；西亭子厅的西面有亭子西门，内为行库，有行库门，通衙库、衙内堂佑库、衙内杂库等库。节度使的私宅则在牙城的西北，其中包括摩诃池等建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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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除官厅等建筑之外，城内的建筑中道观、佛寺修建得最为壮观。这一时期成都著名的道观有玉局观、兴圣观、青羊宫、至真观等，著名的寺院则有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昭觉寺、草堂寺、龙兴寺等。城内的众多道观和寺院修建都极为奢华，其中道教、佛教等文化因素充分展现在各道观、寺院的建筑风格中，也是宗教文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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