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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出口商品以蜀锦、丝绸为大宗。如经牂牁道至广西去北部湾的钦州市场上，最大宗的海外贸易是蜀锦与蕃香（外来香料总称）的交易，蜀锦南下，蕃香北上，逐渐发展成常规贸易。四川富商从四川贩运蜀锦、丝绸至钦州销售给出口商，再从钦州购买各种香料回蜀销售，一年一个往返，贸易额巨大，常年达到数千缗，在钦州港出口商品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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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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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四川政局相对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欣欣向荣，成为全国繁荣昌盛的地区，这些都推动着四川文化的日益发展。宋代是四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时期，文化上空前兴盛发达，登上了古代文化史的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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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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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两宋时期，四川教育机构分为官学、私学和书院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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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蜀时期，四川私学流行，官学到后蜀时期才有起色。后蜀政权重视文化建设，在五代十国中是比较突出的，对此宋朝的人士称赞：“孟氏据有四川后，以文化建设为治国之方。”后蜀在成都开办了两所官学，在华阳县开办了华阳县学，是后蜀的大学、最高学府。后蜀官方组织刻写石经，即将经书刻写在石头上，放在学宫中，供儒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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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官员也积极办学校，兴教育，如后蜀宰相毋昭裔于944年刻石经“九经”，953年又捐献百万私财，兴建了两所县学校，聘请教师，希望以儒学教育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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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统一四川，经过了初期几十年的动荡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兴学之风随之逐渐高涨，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兴学高潮，如“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等，四川许多州县办起了官学，教育大大活跃。据统计，宋代四川建立的庙学（修学校处即建孔庙，故学校又称庙学）有95处，南宋四川244个州县中，42%州县设置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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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学中，都要设孔庙以祭孔子。官学办学经费一般由政府拨给公田收租来解决，但往往入不敷出，就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也有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捐资助学。在四川官学中，成都府的学校最多，北宋时有300间房屋，南宋时有585间房屋，这是“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规模，来自省外的学生就多达800人。所以人们都说全国各郡的官学，最兴盛的是成都。成都成为西南最大的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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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川私学发达，形式多样，如乡校、村学、私塾等，各地多有，主要有儿童启蒙教育和成人教育两大类。儿童启蒙教育均以识字为主，以经籍为主题。成人教育则多在讲求学问，或求学以登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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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学的推动下，书院纷纷兴办起来。四川有书院，肇自唐代张九宗书院，宋代四川的书院有了很大发展，盛极一时。书院大多属于私学性质，也有官助和官办者。书院大多是教育机构，也有一些文人读书的场所称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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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私家讲学和教育机构的书院，南宋时最为发达，四川地区知名书院主要有修文书院、果山书院、柳沟书院、少陵书院、静晖书院、竹林书院、鹤山书院、同人书院、巽岩书院、栅头书院、金渊书院、五峰书院、南阳书院、龙门书院、钩深书院（又名北岩书院）、濂溪书院、莲峰书院、沧江书院、云山书院、东馆书院等10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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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书院共有三处：一在邛州城西五里白鹤山下，魏了翁讲学处，宋理宗亲题“鹤山书院”；一在蒲江县北一里，魏了翁讲学处；一在泸州县治南，开禧中知州魏了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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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各个书院中，鹤山书院是最负盛名者之一，由著名理学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鹤山创办，开门授徒，士人争相前往学习，于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钦赐御书“鹤山书院”，以表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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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书院不但弘扬了儒家文化，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对于推动四川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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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方面，前蜀末年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取才，后蜀时期的科举制度有所发展，但舞弊现象严重。宋代，科举大体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解试，是由地方官考试举人，将合格者贡于朝廷；省试，又称礼部试、南省试、春试，是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科举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殿试，又称御试、廷试，由皇帝主持考试和唱名仪式，为最高入仕考试级别。北宋时，四川举子参加这种三级考试；南宋时，礼部将省试之权下放四川主持，这种考试叫类省试，简称类试，类试合格即取得相当于省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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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育发达，宋代四川科举成就极为突出。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宋代四川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有3992人，超过唐代和五代，也为元、明所不及，实在是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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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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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中原战乱，而蜀中相对安定，前蜀、后蜀政权在注重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提倡儒学，修整孔庙。前蜀末期举行的科举考试，有一科目是“博通经史科”。后蜀时更注重经学，为了保存经学，并给儒生提供儒家经典的范本，更加弘扬经学，将儒家经典镌刻于石，这就是著名的“孟蜀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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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时期，由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石经，历时8年而成，用石数千块。石经均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书丹，先后刻成《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九经”，又刻成《左传》，立于益州州学（文翁石室故址）。孟蜀石经不但镌刻经文，而且用双行小字镌刻注文，这使它成为很具特色的石经，比之汉、魏、唐石经，内容要丰富得多，价值也要大得多。至北宋，又补刻《春秋经传集解》《公羊传》《榖梁传》《古文尚书》《孟子》“五经”，以及《石经考异》，也同样置于石室旧址。这样，石室内的石经共有15部，统称为“蜀石经”，它们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和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后蜀一些官员、学者也纷纷刻石传经。这对蜀中经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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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的科举考试中设置有明经科，公私学校也教授经学，从而促进了经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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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蜀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之中是唯一的，受到史家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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