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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福建的历史一方面为中国历史中的主要模式所形塑，另一方面亦有其重要的地方独特性。最近的许多西方作品，使得即使是非专业者也有机会了解福建的历史。[31]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福建省亦包括台湾岛在内。福建省的大陆部分多山，仅在沿海有四个较大的平原，乃是其政治经济中心所在。福建与中国其他部分的联系，传统上靠海运，或者通过险峻的山路。汉人移民从汉朝开始进入这个区域，取代且吸收了当地的原住民。在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对汉人移民扩散的概述中，此过程在公元元年至1000年间持续加速。[32]唐朝崩溃之后，晚近的移民在福建建立了短暂的闽王国，薛爱华（Edward Schafer）曾写过其历史。[33]到了宋朝，福建成为主要的经济中心，而泉州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斯波义信讨论了宋时福建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休·克拉克（Hugh Clark）则研究了商业发展对地域自身的影响。[34]伟大的宋朝理学家朱熹，一生中的很长时光在福建度过，而这里同时也是他的许多学生及理学运动重要人物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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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朝以来，国际贸易是福建地区——特别是闽南——的重要财源。对于本书主要讨论的明清时期，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其试图区别中国各大区域之经济循环的计划当中，描述了福建地区主要的大型经济循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根据施坚雅的研究，以泉州为中心的经济扩张时期持续到14世纪早期，此后明朝对贸易的禁令导致福建长期经济衰退。当时的史料将经济衰退的原因归为倭寇侵扰，然而今日的史家认为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海盗其实是生计受明朝贸易禁令威胁的中国商人。[35]到了16世纪，部分因为对欧贸易的缘故，福建经济再度成长。然而，清初为了切断沿海与郑成功的联系而施行的迁海政策，严重影响了这个地区。施坚雅主张，17世纪福建经济之不振，不仅是因为稍后即废止的迁海政策，同时也受到了再度施行的贸易限制及不断增强之人口压力的影响。[36]然而，施坚雅关于福建的贸易直到1840年开港之后才恢复繁荣的说法，受到了吴振强的强力挑战，他主张从清中叶以来，沿海贸易与台湾开发便导致了福建经济的跃升。[37]此外，施坚雅也忽略了福建内地山区经济活动的密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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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因素同时也阻碍了福建各地文化与经济的同化，省内不同地区持续保留极大的多样性，包括许多互不相通的方言。郑教授将福建省区分为三大区：闽南闽东沿海地区、闽西闽北内陆地区，以及台湾，但也可以将福建省的大陆部分概括为一个整体。从宋朝到20世纪的史料中，福建被描述为地少人多的地区，这导致了商业化和一系列的社会紧张，包括城市地区的粮食暴动、乡村地区的宗族械斗，以及山区贫困矿户与棚民的反乱。在当时，缺少耕地被认为是让许多当地人转向贸易的主因。然而，现代的学者则分成两派，一派如傅衣凌认为商业化发展的主因是人口方面的限制，一派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则认为经济方面的机会引诱人们从事贸易活动。[38]对土地的高度需求、看重土地更胜于其他投资的社会与经济原因，以及大量的剩余商业资本，都促进了一种福建地区独特的、分割的或多重的土地所有权，一种经常出现在本书所引文件中的现象。多重地权的来源是当耕种土地的权利被转卖出去，而其他所有权和义务仍在卖家手中，由此创造出的一套系统，使不同的人投资同一块土地，且对土地掌有各种不同的权利。在台湾地区，多重地权的原因有所不同。早期移民先与国家或当地居民缔约，得以开垦大范围的土地，实行定居耕作，而后又将开垦和耕作的权利转卖给另一群拥有人，这些人再将土地租给佃户。这些分割的地权为许多地方词汇所描述，而在一个孤立的文献资料中，一个词汇所指涉的权利并不总是很清楚。杨国桢的有关著作，探讨了这些词汇在福建的不同地方如何被使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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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沿海地区，海外贸易与移民也是长期的历史潮流。傅衣凌认为，16世纪的贸易发生两项转变，其一是中国商人进入了之前由日本、阿拉伯及其他商人主导的贸易市场之内，其二是贸易的物品从奢侈品转变为大宗货物。许多商人让其收养的义子代表他们进行贸易，给他们很大的权责以交换海外贸易中的一些风险。贸易同时也刺激海外移民，无论是移民到1684年成为福建省一府的台湾，或是到当地殖民政权亦主动鼓励中国移民的东南亚。移民选择离乡背井的理由包括人口过剩与土地短缺，同样的理由亦导致福建内地山区的内部移民，在当地诸如木材等资源的开发，对更广义的商业化有所贡献。丁荷生的著作显示，以道教礼仪框架结构起来的地方仪式网络，亦是福建社会史的重要部分，这也是郑教授本身正在探讨的课题。[40]本书焦点是宗族社会的发展，这是地方社会史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宗族社会最可见的象征是祭祀宗族祖先的祠堂。从明中叶起，自立且专属的祠堂在福建广为扩散。这些祠堂通常用以祭祀远祖，即服制之外的祖先。地方宗族通常保持追溯从华北移民到福建的第一个祖先，及第一个定居于现居地祖先的传统；此创始祖通常占据了祠堂中最显要的位置。[41]郑教授在本书中的部分工作，就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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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摘要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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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郑教授依次阐述家庭与宗族的组织模式。第一章概述了基本的分析架构。郑教授认为，若能对不同宗族形式的历史成因、发展过程与个别功能加以分析，便能提供通盘了解明清福建宗族组织的基础。第二章专注于讨论家庭发展循环的结构性特征。郑教授主张，在帝国晚期福建自给经济与商业经济的紧张状态之下，职业分工与专业化是最明智的策略，因此支持了复合家庭的成长。他在这里讨论的课题，包括家庭循环对家产的影响与家庭内的劳力分工。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与税收政策，则促使每一代人都要分家。分家不仅限制了大家庭的发展，而且让家庭结构导向一种大家庭与小家庭交替的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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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介绍了郑教授对于宗族组织的三种主要分类：继承式宗族、依附式宗族与合同式宗族。继承式宗族作为最基本的形态，在大家庭分家时开始形成，这是对于分家时所造成的紧张关系之响应。在这里，郑教授指出了家庭发展与宗族发展的根本性联系。宗族社会通常在继承式宗族的形成与扩散下开始发展，接着扩展成为依附式宗族与合同式宗族的混合，前者以地域控制为基础，后者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明清福建宗族发展的主线，大致上是从继承式宗族到依附式宗族与合同式宗族。第四章从特殊历史状况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出发，进一步阐述这一宗族发展模式。在社会相对稳定与商业较不发达的闽西闽北，继承式宗族在转变到其他两种宗族形式之前，通常已有很大的规模。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福建沿海，则由依附式宗族主导，而继承式宗族相对较不发达。清代台湾的移民社会，则是以合同式宗族为主。在第五章，郑教授将宗族社会的扩展联结到中国文化、政治与经济史上的重要课题，诸如宗族意识形态的庶民化、地方社会日益增强的自主性，以及合作经济关系的发展。第六章的结论则说明此作品在理论上的意义。郑教授将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视为一种多层次、多元性的结构，并成为社会最基层的组织与控制基础。宗族组织的弹性特征，也使之得以成为帝国晚期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基础与模式。这就将郑教授的结论带回到傅衣凌的乡族概念。了解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可以阐明中国社会的复合结构与特殊性质，并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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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书第一章的学术回顾之外，本书基本上是原书的全译。我认为将此书放在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史及欧洲社会与人口史研究的脉络之下会更有用，并尝试在本序言中这么做。此外有些为了其他理由做的节缩。原著中某些在书中其他部分也出现的段落被省略，而代以两个长表。为了强调主要论点，我缩减了原书中的部分引文，而将其他部分放入脚注。我也删去了中国学者常用的自谦的表示。中国学者征引学术著作的习惯与西方有所不同，例如对参考资料的来源只提供其卷数，而不是页数。对许多此书中使用的资料来说，如果不这么做会很困难。郑教授使用许多仅存在地方村民手中的族谱资料，这些族谱通常严重损毁或页码不一，而如果不到这些村庄去也无法去查考这些资料，因此参考资料的页数只部分标示。在翻译脚注与参考书目上，我直接包含原书中提供的所有细节。我跟随郑教授标注族谱的方式，保留标题中的地理名称并在括号中指明其所属县份或地理单位。这应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些资料的来源。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在翻译引文时亦参考原件，因而会与中文原书中的引文有少许差异。出于可读性的考虑，所有中文官名依照贺凯（Charles Hucker）《中国古代官名辞典》（Dictionary of Chinese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的系统转换。在可能的情况下，日期均转换成公历。为了便于阅读起见，所有中国的“岁”都转换成西方年龄的计算方式，但因为中国依照新年而非其生日计算年龄，所以本书中的年龄可能会多算一岁。名人的名号统一采用其惯为人知的名字。如宋朝理学家朱熹在本书中只采“朱熹”此名，而不以其他姓名字号，诸如“文公”“朱元晦”“朱仲晦”等表示。我不试着以含义去翻译人名，除非人名中带有序数，如“第十七祖”。关于翻译的说明性评论，则置于以方括号标示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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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承蒙许多同仁的协助。已故的魏达维（David Wakefield）构想这一翻译计划，并在1995申请美中学术交流基金的资助，邀请郑教授到北美访学。1997年，我在郑教授的协助之下完成全书初译，于1999年修订原稿。长期与郑教授合作的丁荷生（Kenneth Dean）负责最初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接洽，而且自始至终支持这一计划。理查德·巴善（Richard Bachand）负责本书地图。我的研究助理，贝琳达·黄（Belinda Huang）、柏栋（Dong Bo）、布莱恩·恰森（Blaine Chiasson）帮忙绘制表格与校订书稿。谨对他们表达谢意。我也得到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莎伦·山本（Sharon Yamamoto）、池田雅子（Masako Ikeda）、帕特里夏·克罗斯比（Patricia Crosby）和芭芭拉·福尔瑟姆（Barbara Folsom）的专业编辑协助。当然，本书所有翻译上的错误，一概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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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怡明，牛津大学博士，时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译者李仁渊，时为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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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英］彼得·拉斯莱特：《引言》（“Introduction”），见拉斯莱特编：《历史上的家族与家庭》，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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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美］卢茨·伯克纳（Lutz Berkner）：《主干家庭与农村家族的发展循环：18世纪奥地利的实例》（“The Stem Family and Developmental Cycle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An Eighteenth-Century Austrian Example”），载《美国历史研究》（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2（77）：398-418；《在家庭结构历史分析上对人口资料的运用与误用：评〈历史上的家族与家庭〉》（“The Use and Misuse of Census Data for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Structure：A Review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载《跨科际历史研究》（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75（4）：721-738；［美］卢茨·伯克纳、富兰克林·曼德尔斯（Franklin Mendels）：《西欧的继承制度、家庭结构与人口模式，1700—1900》（“Inheritance Systems，Family，Structure，and Demographical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1700-1900”），见［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编：《生育率变迁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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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美］奥尔加·兰：《中国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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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武雅士：《中国家庭的规模：一个复活的神话》（“Chinese Family Size：A Myth Revitalized”），见谢继昌、庄英章编：《中国家庭及其仪式行为》（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 Behavior），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与生命循环》（“Family Life and Life Circle in Rural China”），见［美］罗伯特·内丁（Robert Netting）、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埃里克·阿诺德等编：《家族：家庭团体的比较性与历史性研究》（Households：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Domestic Group），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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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刘翠溶：《中国传统宗族的人口限制与家庭结构，1200—1900》（“Demographic Constraint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neages，ca.1200-1900”），见［美］郝瑞（Stevan Harrell）编：《微观中国历史人口学》（Chinese Historical Microdemograph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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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赵中维：《中国历史中的人口状况与多代家族：从族谱研究与微观模拟分析得来的结果》（“Demographic Conditions and Multigeneration Households：Results from Genealogical Research and Microsimulation”），载《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 ，1994（48）：4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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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美］李中清、康文林：《中国农村的机会与命运：辽宁的社会组织与人口行为，1774—1873》（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1774-1873），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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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美］伊沛霞（Patricia Ebrey）：《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礼仪著述的社会史》（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the Rite），29～31页，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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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些台湾学者分别用“大宗族”与“小宗族”来描述声称其始基祖来自中国大陆与始基祖来自台湾的台湾宗族。在这里其用法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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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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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载《历史研究》，19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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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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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傅衣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63（4）；又收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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