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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3）。又收录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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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傅衣凌、杨国桢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日］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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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唐美君：《台湾传统的社会结构》，收录于刘宁严主编：《台湾史迹源流》，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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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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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美］伊沛霞、华琛（James Watson）：《引言》（“Introduction”），见《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1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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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伦敦，阿斯隆出版社（The Athlone Pres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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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美］伊沛霞与华琛在《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中的作品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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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美］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引言》（“Introduction”），见《中国的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11页，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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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美］伊沛霞：《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礼仪著述的社会史》；周启荣：《帝国晚期儒家礼论的兴起：道德、经典与宗族论述》（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Ethics，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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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美］华琛：《中国亲属再探：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82（9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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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美］孔迈隆：《中国北方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ern China”），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0（49.3）：50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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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郑教授对“宗族”一词的使用与科大卫（David Faure）相似。科大卫用这个词来指“自称的单系继嗣群……与宗族相关的当地观点聚焦在男系的共嗣关系。对我来说，只有这群认为自己组成一‘族’或一‘房’的人，他们认为彼此之间应当存在一种本质上的连带关系这点，是我所要注意的。这并不是说这群人不会用其他各种方法联结彼此。”科大卫：《宗族作为一种文化创造》（“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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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伊沛霞、华琛：《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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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然而他区别了共居的宗族与散居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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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弗里德（Morton Fried）在他的《中国社会之构成》（The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1953）一书中完全反对这种看法。裴达礼（Hugh Baker）的论点与傅衣凌和郑振满似乎比较接近。参见［英］裴达礼：《中国家庭与亲属》（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最近对此问题的讨论见［美］朱迪丝·史特劳奇（Judith Strauch）：《中国东南的社群与亲属：从香港多宗族村落的观点》（“Community and Kinship in Southeastern China：The View from the Multilineage Villages of Hong Kong”），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3.1（1983）：21-50；［美］桑高仁（Steven Sangren）：《传统中国的社会团体：在亲属之外》（“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Beyond Kinship”），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3.3（1984）：3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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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现代中国》19.2（1993）之内的文章，及［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迈克尔·弗罗利克（Michael Frolich）编：《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纽约州阿蒙克（Armonk，NY.），夏普（M.E.Sharp），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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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美］休·克拉克（Hugh Clark）：《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Community，Trade 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荷］爱德华·弗米尔（Edward Vermeer）编：《十七至十八世纪福建省的兴衰》（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莱顿，布里尔，1990；［美］丁荷生（Kenneth Dean）：《中国东南的道教与民间仪式》（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ern Chin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重要的中文福建通史作品有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朱维幹：《福建史稿》上下二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1986。关于宗族的专史，见陈支平：《近五百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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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美］毕汉思：《唐末之前福建的中原移民》（“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he Tang”），收于［丹麦］易家乐（Søren Egerod）、顾迩素（Else Glahn）编：《汉学研究：向高本汉致敬》（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哥本哈根，埃纳·蒙斯嘉德（Einar Munksgaard），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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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薛爱华：《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拉特兰（Rutland，Vt．），查尔斯·塔特尔（Charles Tuttle），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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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斯波义信：《中国宋朝的商业与社会》（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伊懋可（Mark Elvin）译，安纳堡（Ann Arbor），密西根中日文中国历史作品文摘第二号（Michiga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1970；［美］休·克拉克：《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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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苏君伟（So kwan-Wai）：《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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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施坚雅：《主席演说：中国历史的结构》（“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4）：27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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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新加坡］吴振强：《贸易与社会：中国沿岸的厦门网络，1683—1735》（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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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美］罗友枝：《中国南方的农业变迁与农民经济》（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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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地私人所有权内在结构的研究》，见傅衣凌、杨国桢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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