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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伊沛霞、华琛：《中国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1000—19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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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然而他区别了共居的宗族与散居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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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弗里德（Morton Fried）在他的《中国社会之构成》（The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1953）一书中完全反对这种看法。裴达礼（Hugh Baker）的论点与傅衣凌和郑振满似乎比较接近。参见［英］裴达礼：《中国家庭与亲属》（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最近对此问题的讨论见［美］朱迪丝·史特劳奇（Judith Strauch）：《中国东南的社群与亲属：从香港多宗族村落的观点》（“Community and Kinship in Southeastern China：The View from the Multilineage Villages of Hong Kong”），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3.1（1983）：21-50；［美］桑高仁（Steven Sangren）：《传统中国的社会团体：在亲属之外》（“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Beyond Kinship”），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3.3（1984）：3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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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现代中国》19.2（1993）之内的文章，及［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迈克尔·弗罗利克（Michael Frolich）编：《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纽约州阿蒙克（Armonk，NY.），夏普（M.E.Sharp），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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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美］休·克拉克（Hugh Clark）：《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Community，Trade 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荷］爱德华·弗米尔（Edward Vermeer）编：《十七至十八世纪福建省的兴衰》（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莱顿，布里尔，1990；［美］丁荷生（Kenneth Dean）：《中国东南的道教与民间仪式》（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ern Chin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重要的中文福建通史作品有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朱维幹：《福建史稿》上下二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1986。关于宗族的专史，见陈支平：《近五百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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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美］毕汉思：《唐末之前福建的中原移民》（“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he Tang”），收于［丹麦］易家乐（Søren Egerod）、顾迩素（Else Glahn）编：《汉学研究：向高本汉致敬》（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哥本哈根，埃纳·蒙斯嘉德（Einar Munksgaard），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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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薛爱华：《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拉特兰（Rutland，Vt．），查尔斯·塔特尔（Charles Tuttle），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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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斯波义信：《中国宋朝的商业与社会》（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伊懋可（Mark Elvin）译，安纳堡（Ann Arbor），密西根中日文中国历史作品文摘第二号（Michiga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1970；［美］休·克拉克：《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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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苏君伟（So kwan-Wai）：《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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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施坚雅：《主席演说：中国历史的结构》（“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4）：27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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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新加坡］吴振强：《贸易与社会：中国沿岸的厦门网络，1683—1735》（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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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美］罗友枝：《中国南方的农业变迁与农民经济》（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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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地私人所有权内在结构的研究》，见傅衣凌、杨国桢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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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美］丁荷生：《中国东南的道教与民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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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科大卫：《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y，Hong Kong），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美］伊沛霞：《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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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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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族组织，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毋庸讳言，这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前辈和时贤都作过各种有益的探索，并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本书的有关论述，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前人的先驱性研究，但也力求有所创新，不囿旧说。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以往的学术传统，并对本书的基本思路及分析构架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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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学术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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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先秦的氏族、秦汉的豪族、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以后的宗族，标志着中国家族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前人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通常是指宋以后的家族组织。在此着重介绍中国史学界、日本汉学界及欧美和台湾地区人类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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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的有关研究，历来注重家族组织的政治属性，强调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实践有关。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了一种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这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1]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指出：“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2]因此，这种阻碍阶级分化、压迫人民大众的“封建的家族组织”，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和斗争目标之一。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了寻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继续致力于对封建家族主义的批判，力求揭示家族组织与封建土地制度及专制政权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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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3]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族权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及社会作用。他认为，自隋唐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颇为困难，而个别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不稳定，难以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宋代的地主开始置族田、建祠堂，从事“敬宗收族”的实践，利用封建礼教和族规来约束族人，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明中叶以后，族权与封建政权直接结合，在宣扬封建道德礼教、维护封建身份制、培养家族政治势力、控制地方事务及对抗农民起义等方面，发挥了封建政权所不及的作用。族权的经济基础是族产，而族产不仅强化了族权，“在经济方面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由于左云鹏把家族组织视为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因而也就特别注重家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试图以阶级矛盾的激化来解释宋以后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流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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