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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吴燕和：《中国宗族之发展与其仪式兴衰的条件》，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9期，1985（实际出版时间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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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载台湾《汉学研究》第3卷，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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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亦园：《中国家族与其仪式：若干观念的检讨》，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9期，1985（实际出版时间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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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美］居密：《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黄启臣译，见《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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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科大卫博士谈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宗族制度的发展》（陈春声记录整理），载《清史研究通讯》，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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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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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叶庆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早期中国人氏族组织：1819—1919》，载《东南亚研究》Ⅻ，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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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此据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见《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由于这一分类标准过于强调配偶关系，在实际应用中颇为不便。因此，本书将对此略作简化，着重考察家庭成员是否已婚，而不论其配偶是否在世。详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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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二章 家庭结构及其周期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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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于中国传统家庭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讨家庭结构的主要形式[1]，而忽视了对家庭结构的动态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分家析产制的盛行，可能导致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因此，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结构，关键在于考察分家的时机与分家的方式，揭示家庭结构的演变周期。如果说，分家前的家庭是大家庭，而分家后的家庭又是小家庭，那么，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必然表现为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假设是否成立，可以从分家文书及谱牒资料中得到验证。本章试图通过考察分家习俗，探讨明清福建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及其演变周期，并分析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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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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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代分家析产的条件下，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取决于分家析产的时机。在分家之际，如果父母在世而诸子尚未完婚，其成长极限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一子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主干家庭”（stem family）；如果父母在世而有二子或二子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直系家庭”（lineal family）；如果父母已经去世，而诸子中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已经完婚，其成长极限为“联合家庭”（joint family）。在这四种家庭中，第一种属于小家庭，后三种属于大家庭。由此可见，分家前的家庭能否发展为大家庭，主要取决于父母是否在世及诸子是否已经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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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的法律规定，父母或祖父母在世及居丧期间，子孙不得别籍异财。[2]据此推论，分家前的家庭结构，应当是父子兄弟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但在实际上，这种法律规定往往形同虚设，并不具有保护大家庭的作用。早在宋代，福建民间为了逃避重役，往往“父子兄弟自分为户”，甚至“嫁遣孤孀”以降低户等，而地方官“以增户课税”，并不追究民间是否依法分家析产。[3]这就表明，民间的分家时机与分家方式，不是以官方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而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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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明初福建的家庭结构比较简单，父子兄弟别籍异财的现象相当普遍，这可能与当时动乱不安的政治环境有关。《闽南何氏族谱》的《清源何氏世系》记载：“我家翁靖之公复迁于温陵，有子添清、添治、添润、信祖、信福、信哥、信奇。添清名登仕籍，不能备御赛甫丁阿里迷可之乱，乞骸就第，惧祸全家，乘桴浮海，即同安顺济宫左而居之。时卧席未暖，又因鞠阿里智逃军，勾清着役。清恃其位号，互相催迫，治、润逃回晋江，祖、福、哥、奇望绝计穷……匿名易号，移逸于漳之浦邑南溪。”继元末战乱之后，明初福建又有倭寇之警，何氏兄弟再次为逃避军役而分徙四方。据《泉漳何氏世家行状》记载：“大明之改符易号时，祖、福兄弟颇有殖籍于浦邑。洪武九年防倭事剧，二丁抽一，三丁抽二，凡我血属不能保其不星散鸟飞。”另据《何浔本宗世系》记载：“及洪武九年，边尘告急，顶补防倭，抽役三名……哥、奇二人相率而逃之何沧。至洪武十二年，抽捕太急（时国初用法严峻，有罪难赦），哥又逃之何地，奇又辞世，其子名怎，不得已顶当伯父何宗治役。”[4]由此可见，在元末明初动乱时期，大家庭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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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军户和盐户，鼓励民间分立户籍，这在客观上也不利于大家庭的发展。泉州《陈江丁氏族谱》的《四世祖仁庵府君传》记载：“国初更定版籍，患编户多占籍民，官为出格，稍右军、盐二籍，欲使民不病为军而乐于趋盐。公抵县自言有三子，愿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实，而鼎立受盐焉。”这种一家分立数籍的做法，实际上往往是强制推行的，而军户更是来自于抽丁及罚充。据《闽书》记载，明代福建军户甚多，“视民户几三之一，其丁口几半于民籍”。明人论曰：“夫军户何几民籍半也？盖国初患兵籍不足，民三丁抽一丁充之，有犯罪者辄编入籍，至父子兄弟不能相免也。”[5]对于被编为军户的人家来说，分家析产是在所难免的。建阳县《清源李氏家谱》的《童公祖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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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黄廷告买免富户事，编南京留守司中卫所百户赵亨下军……有长男展通、女福奴住坐祖宅，后带领次男展达在卫应役。因宣德年间，为吓失军伍事，奉本卫批差勾延平、建宁二府逃军，展达同余给引回籍，住四个月，敬请亲知评议，将前项田地、动用家常，均分与孙崇福、顺意、镛、铛、泰等，高低各从出资添贴。外有田地五十四亩，充作军庄，永作军前盘缠，轮流各房收管，供应军用并外坊长身役。自用支持不涉各子，自行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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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虽然迟至宣德年间才正式分家析产，但由于李童及其次子长期在外服役，原来的大家庭实际上早已解体。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共有关系，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大家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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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打击富民政策及里甲重役，对大家庭的发展也是相当严重的威胁，往往迫使民间提前分家析产。崇安县《袁氏宗谱》的《寿八公遗文》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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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间，始与兄景昭分析祖业，家财尽让与兄。既未有子，新朝法令森严，但求苟安而已。……自后生男武孙，又陆续买田二千余石。……洪武十五年间，为起富户赴京，不幸被里长宋琳等妄作三丁以上富户举保，差官起取，无奈而行。户下田多粮重，儿辈年幼，未能负任，诚恐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切思光景如此，又要分赴京住坐，又抱不平欲告宋琳等不公，遂谓男武孙曰：“即日现造田粮黄册，不乘此机，将低田亩多者写与他人，脱去袁进图头里长，只留袁成一户田粮，以谋安计，更将田粮居一里之长，又当上马重任十年图头各役，将来必陷身家矣。”武喜所言得当。如是，将户下田千有余石，尽写与三贵等里李增等边为业，袁进户内过割升合无存。除写与他人外，尚留实在膏腴之田，计苗米九百五十石。当年赴京领勘合，就工部告状，转发刑部拘问得理，将宋琳等八家断发充军。冬下回还，再生一男名铁孙。……勉强于洪武二十一年，告白祖宗，将原田并又买到张八等田一千一百石内，抽出四百五十石与男武孙收管，又将田土四百五十石付幼男铁孙收管，又将田五十石付与妻李氏并残疾女琪娘收管，又将田土五十石付与次妻并残疾男斌孙收管。……余外田土一百余石，自己交收养老，并不载粮，向后充为公党之用，仰武孙、铁孙二房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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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于洪武二十一年分家之际，由于诸子尚未成年，其家庭结构仍是核心家庭。分家之后，由诸子分别组成的新家庭，实际上都是不完整家庭。那么，袁寿八为什么要“勉强”为诸子分家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户等，避免充当富户及里长之役。与此同时，建阳县的周子原，“廪有余粟，库有余财”，而诸子“年尚幼艾”，却匆匆为之分家析产，“俾之各守分界，各勤生业，不相挽越”[6]。这就表明，在赋役不均的情况下，对于没有免役特权的平民来说，事实上很难维持累世同居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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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由于户籍制度的变质及赋役制度的改革，福建民间大家庭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永春县《桃源康氏族谱》记载：“我族远祖不可知矣，但家传有洪武三年户田帖，系安溪感化里民籍真福，生昆保，尚载有弟未成丁，因避乱分散。独孟聪公崎岖在永……迨成化元年乙酉，尚居锦斗芦丘。于稽其时公年六十三，长子福成年三十三、次子福瑞年二十七、三子福清年二十三，长孙宽养不可考、次孙观养甫六岁、三孙公保以（于）是年始生。……由是复徙洪山，托迹于十二埕。至成化八年壬辰，福成公始入户陈贵，顶其绝甲陈佛成户籍？收其随甲田租一百二十石，并其绝甲黄伯孙美安地基及院内废寺墉后头山林等处，皆于是焉得之。”可见，这一时期的户籍编审已经流于形式，民间可以自由迁徙及相互顶替户籍，而里甲组织则演变为赋役的承包单位。康氏于成化七年十二月立有《承当甲首字》，其略云：“安溪感化里民人康福成，因本处田土稀少，后来永春县六都住耕田土，今蒙造册，情愿供报六七都九甲里长陈宅班下甲首。三面言议，将伊洪山门口垅秧墌等段计田八十亩，该年租一百二十石，载田米四石二斗，并废寺地山林，一尽送与康福成兄弟承管。或是现当，约定协当两个月日；或差遣远近长解，路费依照班下丁米科贴；若间年杂唤使费，约贴银八钱，不敢后悔。”又有成化十年的《里长送田字》云：“立送田人六七都里长陈贵等，愿将绝甲陈佛成户租民田……出送甲首康福成，前去十年冬下为头管掌，递年随业理纳。……日后但遇均徭，随时征贴里长派科粮派，及带无征贼米五斗。此系二比甘愿，日后各无反悔。”在此情况下，由于每个家庭的赋役负担相对固定化了，与实际的人丁事产并无直接联系，从而也就不再危及大家庭的正常发展。康氏于成化初年已形成直系家庭，至承当甲首时仍未分家，大致是由第二代三兄弟构成的联合家庭。成化十七年，康氏因长兄去世而分家，但原来的大家庭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分出了一个第三代的核心家庭，仍然保留一个第二代的联合家庭。其《阄书合同字》云：“今共议均分田地：一所坐落洪山尾安并鱼池仔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付侄宽养管掌，一所土名洪山废寺墌地基并门口大池一口，及山母前后等处山场，分在福瑞、福清二人管掌，各自起盖居住……永为子孙承管，理纳户役，不许侵夺地界。”[7]在此前后，永春县刘安村的刘氏家族，也形成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据记载，刘氏第八代仲资，生活于永乐至弘治年间，“综家勤俭，与弟同炊，终老不渝，共盖祖屋并置田租二百余石”；仲资子季清，生活于正统至正德年间，“与堂弟季宗同炊，共置田租若干石，房屋三座”；季清子世伯，生活于成化至嘉靖年间，“与堂叔季宗共置田一顷余，屋四座”。至季宗、世伯之后，这一延续上百年的大家庭已分房数十，始有分家之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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