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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例表明，如果第二代尚未全部成婚，分家后就会出现不完整的家庭。而且，由于大家庭的解体过于迅速，在其内部不可能形成第二代的大家庭，因而分家后只能完全分解为小家庭。这就是说，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必然导致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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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分家文书中，都出现了为未婚者提取婚娶费用的做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分家方式。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分家习俗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惯例，只有在第二代都已成婚之后，才可以议及分家之事，而这正是大家庭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依据。然而，在分家时为未婚者提取婚娶费用，却意味着大家庭可以提前完成既定的使命，从而大大加速了其解体过程。由此可见，清代台湾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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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大家庭中存在多元结构。清代台湾的多元家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二是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关于前者，试见下引两件分家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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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乾隆五十八年《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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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阄书人韩门郭氏。自适笃斋公，见其生平为人孝友诚实，继志述事，知公必昌后也。公产六嗣，长高泽、次高翔、三高瑞，皆前□方安人出；四高珠，侧室花氏出；五高凤、六高麟，自氏出也。公乙己登仙篆，迄今九载……爰命泽等，延请家长三房胞叔熙文，公同酌议，凡亨记所有台、漳田园、店屋、厝宅，统计价银六万四千二百八十两零九钱五分二厘，抽出七千八百三十七两四钱八分八厘，以为亨记存公；抽出三千二百零九两零四分，抵还各欠款并小宗入主费用；抽出一千六百三十九两二钱，为氏养膳；抽出四百一十一两，为侧室花氏养膳。二者百年后开费外，仍归配享。抽出一千八百四十两，为高麟暨两妹完婚妆费；抽出三百九十五两二钱，为高瑞续弦；抽出三千四百八十四两六钱，为长孙之租；抽出三千四百一十五两四钱，为书田，鼓励世世子孙读书入泮，付其收租执掌。……尚存银四万二千零一十九两二钱四厘，作六份均分。……其四房御记，同其生母花氏在台，众不就寡，系氏代拈阄。此分外所有余剩不及声明之产业，并年久欠数者，尽行归公。（余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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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绪十年《再分阄书合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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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立再分阄书合同字人郭维枢妻蔡氏、赵氏，偕男辅铎、奇才，孙甘棠，二房侄辅祈、辅汀，三房侄光禧等。……缘氏先夫维枢自幼渡台，经营生理，建置产业。因念亲亲之谊，不忍自私，乃于光绪丁丑年，回唐设立阄书四本，将先后回唐自置房屋业产，配作四份，分与二房胞弟维、三房胞侄成家、四房胞侄光禧，及在唐长子辅铎，四人各得一份；又别置在唐公业，俾四人轮收；复将埤城隆益枢记股内，抽银一千元，注明维之额。……其在埤产业，系己卯年维枢公回埤，设立阄书五本，为长男辅铎、次男安然、三男自在、三房侄成家、次房侄光禧等，配作五份，每人分银一千五百元；惟安然、自在二人尚在幼读，加贴婚娶、书费银各五百元；俱合在隆益枢记股内。又置公业七千五百元，每人各分五百元。余枢记所存公款五千七百元，系维枢公自己掌管。……不意先夫去年谢世，二房侄辅祈、辅汀称伊无分在埤公业，又无加分银项。氏仰体先夫友于之志，不忍令其不均，爰集子侄，议请公亲，将二房所缺额数，就隆益枢记股内摊补均匀，并将公业契券检交诸子侄，再立阄书六本，俾各执掌，著为定章。庶几一劳永逸，上以成先夫之雅谊，下以杜日后之纷争。（余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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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二例表明，清代台湾较富裕的移民，可能同时在大陆和台湾建家立业，从而构成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这种多元家庭的基本特点，是家庭成员共财而不同居。因此，就其财产关系而言，可以视为统一的整体；而就其生活方式而言，又可以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位。如上引第一例，在大陆的韩氏和在台湾的花氏，即使没有分家析产，实际上也是各自为政的。上引第二例的情况更为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家庭。在分家以前，郭维枢与在大陆的兄弟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联合家庭；而郭维枢的“在唐妻”蔡氏及长子，又与“在埤妻”赵氏及次子、三子分居共财，构成了二元的直系家庭。这一复杂的多元家庭，前后经历了两代人之间的三次分家，才最终宣告解体。在这种分居异地的多元家庭中，尽管财富属于大家庭所有，但基本的生活单位却往往是小家庭。如上引第一例中的花氏母子和第二例中的蔡氏母子，事实上很难组成大家庭，充其量只能发展为主干家庭。此外，如果不是由于财产关系的制约，此类多元家庭可能迅速趋于解体，很难长期稳定发展。如上引第二例，郭维枢于光绪五年第二次主持分家时，其次子和三子“尚在幼读”。笔者认为，这种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家庭，始终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可以说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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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兼祧数房而形成的多元家庭，并非清代台湾所特有的。不过，由于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较多，而选立后嗣又相对比较困难，兼祧数房的做法可能比较盛行。由此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一般也是以分居共财为基本特征，即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拥有本生父母的有关财产。在清代台湾的分家文书中，出嗣者参与遗产分配的现象颇为常见。如道光六年的李氏《分业阄书合约字》记载：“爰将所创田园、厝宅，抽出养膳以外，并踏出嗣子玉盼、玉泰二人之业，其余付与玉庇、玉清、玉琛、玉膑四人均分；厝宅以及家器什物，各作六人均分。”[44]光绪二十一年的李氏《遗嘱阄约》记载：“吾夫……生下男儿二，长曰秉渔，次曰秉均。……然秉均出嗣夫弟五种，与六房秉猷出嗣同承五房家业，经已阄分，立约炳据。因思秉渔、秉均同气连枝，实属亲至谊，与其各承家业，何若合一折衷，斯为手足是敦耳？……爰是邀请房亲族戚到家作证，将先夫从前阄分物业应得租额六十石，抽出十石以为氏养膳，又抽出五石付秉均前去掌管，由是秉渔应得租额四十五石。”[45]一般说来，遗产继承是以宗祧继承为前提的，出嗣者只有兼祧本生父母，才有可能继承有关遗产。如前引李氏分家文书明确规定，待主分人死后，其养膳租由出嗣者与非出嗣者共同继承，“轮流祭祀先考妣”[46]。因而，此类分居共财的多元家庭，无疑是兼祧习俗的产物。不过，在兼祧的形式下，如果出嗣者仍然与非出嗣者同居共财，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可能出现。如光绪二十三年的刘氏《阄书约字》记载：“岳等兄弟三人……惟是神岳自幼出继胞伯拔元公为嗣，所有与腾蛟兄阄分田业，仍归先父欣其公掌理，合食已久，原无尔我之分。分居议成，必酌匀润之益。共请族长、公亲酌议，将岳所有阄分田业，并先父欣其公所有遗田业，议从一体均分。”在这里，由于出嗣者始终未与非出嗣者分居异财，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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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出嗣者是否兼祧本宗，往往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在分家析产的过程中才得以确认。因此，此类多元家庭也往往是潜在的，只有在分家之际才转化为现实。例如，同治七年的某姓《阄书》记载：“切思父母生我兄弟四人……但次兄英出嗣于顶祖为孙，四房之中尚缺一房。当日次兄英生下三男……值临终之际，思念木本水源，特佥次男厚复顶二房之额……是以爰邀族长公同酌议，就赎回祖田业及再置田业共二所，抽出租粟以为百世祀业，付四房轮流祭祀公费，其余所有田园、房屋及家器、什物等项，配搭明白，作四房均分。”[47]由此可见，在盛行兼祧的情况下，出嗣者可以随时提出兼祧本宗的要求，从而也就有权参与有关遗产的分配，使潜在的多元家庭转变为现实。当然，如果出嗣者最终放弃了兼祧本宗的要求，此类多元家庭也就不复存在了，但这只有在分家析产之后才可以确认。换句话说，在分家析产之前，始终存在兼祧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始终存在潜在的多元家庭。笔者认为，这种因兼祧而形成的多元家庭，与移民的多元家庭并无本质差别，即二者都同时具有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双重特征。然而，就其演变趋势而言，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移民的多元家庭正处于从大家庭向小家庭演变的过渡阶段，那么，兼祧的多元家庭则反映了由小家庭向大家庭的暂时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多元家庭都是不稳定的大家庭，或者说是正在解体中的大家庭。因此，无论是移民的多元家庭，或者是兼祧的多元家庭，都不可与传统的大家庭等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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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清代台湾的绝嗣家庭、不稳定的大家庭及大家庭中的多元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家庭的正常发展轨道，从而显示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除此之外，清代台湾也有稳定发展的大家庭，亦即在分家前第二代均已成婚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其演变趋势与福建大陆基本一致。为了有助于阐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特点，笔者对有关契约文书重新做了分类统计，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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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表格内容分别见于《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二卷下“相续类”及该书第一卷下“公业”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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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3～15、第18、第22；“公业”类第7、第12、第14～17、第20、第22～23、第36、第38、第40～43、第45、第49～52、第55、第60、第65～67、第69～70、第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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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稳定的大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12、第16～17、第19、第21、第25；“公业”类第1、第6、第11、第13、第24、第37、第39、第63～64、第70、第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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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0～21、第23～24；“公业”类第2、第8～11、第27、第39、第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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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完整家庭，分别见于“相续”类第26～27；“公业”类第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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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不稳定的大家庭”与“多元家庭”时有交叉，表中概计入“多元家庭”，以免重复；在“资料来源”中则同时列出，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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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上表的统计对象，不是来自于有意的选择，而是根据随机抽样统计的要求，包括了《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中的所有家庭结构较为明确的契约文书。因此，上表显示的统计结果，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如上表所示，在70个家庭的成长极限中，稳定的大家庭共33个，占47%强；不稳定的大家庭共15个，占21%强；多元家庭共12个，占17%强，绝嗣家庭10个，占14%强。这就表明，在清代台湾，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未能发展为稳定的大家庭，从而在总体上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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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家庭结构的不稳定及其趋向小型化，这是移民家庭形态的普遍特征。但也应当指出，至迟在19世纪中叶前后，台湾已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化为定居社会，而大家庭的发展却并未因此而趋于稳定。如上表统计的29个光绪年间的台湾家庭中，稳定的大家庭只有8个，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就表明，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并非只是受到移民环境的影响，而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变迁。笔者认为，由于清代台湾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受到了削弱，大家庭的经济优势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可以理解为传统家庭的近代化进程。限于篇幅，对此难以展开论述，只能留待今后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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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清代台湾家庭结构的历史特点，对宗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不完整家庭的广泛存在，经由分家而形成继承式宗族的概率较小，因而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大多是合同式宗族；另一方面，由于大家庭的发展不稳定，又加速了继承式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因而移民定居之后的宗族组织主要是继承式宗族。此外，由于兼祧之风的盛行，家族成员的继嗣关系相当复杂，往往导致了各种不同宗族组织的交错发展。因此，论及清代台湾的宗族组织，应当注重对于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否则难免失之偏颇。本书第四章将对此再作申论，在此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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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传统家庭的主要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从秦汉至隋末，是“主干家庭优势时期”；从唐代至清末，是“直系家庭优势时期”；自清末以后，大家庭逐渐失去了优势，小家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参见芮逸夫：《递变中的中国家庭结构》，1961年檀香山第10届太平洋科学会议论文）。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家庭，主要存在于城镇中的富裕阶层，“过去有人把大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主要形式，这种观点至少在农村里是不符合实际的”（引自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家庭结构的成长极限是“折中家庭”（即主干家庭），“过去几千年来是折中的，现在照样流行，将来仍然不变，折中到底”。见赖泽涵、陈宽政：《我国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载台湾《中国社会学刊》，1980（5）。前人对中国传统家庭的不同见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推测性的意见，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较为完整和翔实可靠的户口资料，要对各种家庭的比重作出精确的估算，这在客观上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各种家庭形式时在变动转化之中，只作静态的数量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借助于必要的理论假定，对各种家庭进行动态的和综合的分析，才有可能揭示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在这方面，目前尚无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笔者愿做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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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瞿同祖考证，唐宋元明清律例，均以“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为“不孝罪”之一。违法者，唐宋时处徒刑三年，明清则改为杖刑一百。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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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