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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式宗族的形成，主要与族人对某些公共事业的共同投资有关。由于合同式宗族的集资方式一般都是以等量的股份为单位的，其经营管理与权益分配往往具有合股组织的性质。试见浦城县《占氏族谱》的《襄置清明祀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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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乙丑（四年），祠成祭备……独清明祀事犹缺焉。先封公以为憾，乃邀出族裔八人，各襄银五元，置买圃地，岁纳租钱八千，取“追远”名其堂。壬申（同治十一年）冬，复邀出同志八人，各襄银七元，置买店屋，岁纳租钱十二千，同颜其堂曰“合志”。……至光绪丁亥（十三年）、壬寅（二十八年），复增襄二堂，一曰“敦本”，一曰“永敬”，每堂八人，各襄洋银五元，均未置产……每堂岁纳息洋银八元，以充祀费。年届清明祀日，凡堂内有名者，恭诣祠内助祭，每股男女各一人，共享馂余，有赢余者尽数颁胙。[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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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占氏清明办祭各“堂”，虽然在名义上都附属于“东门塘贤祠”，但却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其有关活动及权益分配，只能由入股者及其后裔参加，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因而是一种以互利为基础、按股份组成的合同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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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式宗族中，族人对有关族产的权益可以世代相承，也可以分别转让或买卖。例如，建阳县《颍川陈氏宗谱》记载：“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房子孙文高、文魁、德忠，同买到邵武五都叶家宠人陈璋生晚田连骨米三石官……卖主抱耕，递年纳租苗六担正。清雍正年间，文约公之子孙士福分卖（买）去二箩；文魁公子觉圣份二箩，卖与文顺之裔孙士毅、士俊；士毅之子光亨，将其二箩田复于乾隆时尽卖与士俊一人，与文高房同收。”[62]这一族田原是陈氏族人合资买来作为“英、贵二公烝尝田”的，其收益即用作投资者的共同祭祖活动。从雍正至乾隆年间，其有关股权在族人之间历经买卖，却并未导致这一合同式宗族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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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式宗族形成之初，一般只包括少数较为富有的家庭。然而，由于有关股份必须由入股者的后裔世代相承，其基本成员也就逐步由若干家庭发展为若干继承式宗族，甚至发展为若干依附式宗族。在有些情况下，一开始就是由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共同投资，按既定股份组成合同式宗族。试见长汀县龙足乡邹氏宗族的建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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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人胜公子孙同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洪生、熊云、中彦、雄彦、一彦、圣乾、微耀等，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俱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共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胜公房墟基使用俱出祠内公项，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四公合成一半，胜公一半。自后每年将公平墟税当作八股收税，胜公房收墟税四股，礼崇公众房亦收四股，其年二房每收一半。至递年收墟税，公议胜公房择知事者四人，礼崇公房择知事者四人。至临收租之期，务要知会八人，同往均收均分，毋得越议，一二人专擅。恐口无凭，立合同字，各付一纸，永远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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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立合同人胜公、崇公子孙同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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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足乡邹氏定居于南宋，至明初分为叶胜、定敷二房。[64]上引《合同》中的“胜公子孙”，即长房叶胜派下子孙；“礼崇公”为定敷四世孙，“雄公”为“礼崇公”之子，“希孟公”为“雄公”之孙；“永生公”世系不明，但无疑也是“礼崇公”子孙。乾隆二十一年，长房叶胜子孙“建私祠于桥下”，而次房定敷子孙则迟至乾隆五十九年始议创建“私祠”[65]。因此，在乾隆四十四年建墟之际，“胜公”子孙已形成依附式宗族，而“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四公”则分别代表4个相对独立的继承式宗族。这些不同层次及不同性质的宗族组织，在建墟的过程中分别以股东的身份进行投资，共同构成了以建墟《合同》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其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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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虚线表明以“定敷公”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尚未形成，因而其派下子孙只能以4个相对独立的继承式宗族参加建墟活动，与“叶胜公”子孙共同组成合同式宗族。此后，由于“定敷公”派下增加了新的股东，这一合同式宗族的构成又发生了变化。据记载：“至乾隆壬子（五十七年）、之春，阖族佥议于公平圩建造天后宫，我（礼崇派下）四公子孙邀礼衡公子孙入圩，叩之即欣然乐从。则我四公开墟前用之项，照依五股派还四公，自得当众交讫。嗣后公平圩圩场圩租，胜公子孙分收圩租一半，敷公房礼崇公房、礼衡公房、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孙分收圩租一半。前后立有合同，大簿载明，付执永为凭据。”[66]在此情况下，与“公平圩”有关的合同式宗族，共包括6个基本成员，其中1个为依附式宗族，其余5个为继承式宗族。这些基本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取决于各自所持有的股份，并依据有关合同而得以确认。在邹氏族内，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合同式宗族，大多是由少数族人合股而成的。如天后宫的“龙翔会”，专门为“递年三月恭祝天上圣母娘娘千秋”而设，“共四十八人，分为四会，当日每人出大番二元”。该会采取轮流值年管理的办法，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形式。据记载：“众议，将出银自一会领起，交至二会、三会、四会，轮流生息，周而复始。存至嘉庆十七年，本利大番五百零六元。原额日后倘有会内要拆回者，只许领回本大番二元。”嘉庆十七年后，该会用契价495元买田三处，仍分四班“轮流耕作”，并规定：“临值之班无人耕作，准与各会耕作；再或通班无人耕作，与会外人耕作；限十二月初十日交清田钱。倘或不清，即与各班或外班有钱者耕作，毋得异说。”[67]此类组织如能长期稳定发展，其基本成员势必演变为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如邹氏族内有“关帝案田”二处，“其田钱除完钱粮本仓外，仍剩之钱以作礼衡公房、礼升公房、俊公房、杰公房、震孟公房、望鲁公房、中原公房当日入会曾题捐者后裔四年出案一次用费”[68]。由此可见，无论合同式宗族的最初组织形式如何，在经过若干代的持续发展之后，都必然成为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的联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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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同式宗族只注重族人之间的互利关系，而不注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因而是宗族内部最为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连城县《童氏族谱》的记载为例，共有下列合同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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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祖墓“春祭烝尝会”，创始于清康熙十八年，成员60人，“各出资五分”，后“买田十二亩，租百元”，分3班轮流办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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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始祖墓“秋祭烝尝会”，创始年代不明（康熙十八年以前），成员16人，置租数十桶，分8班轮流办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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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始祖祠元宵“庆灯嘉会”，创始年代不详（乾隆三十八年以前），成员27人，置店房二植收租，分9班轮值。[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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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始祖祠“土地会”，创始于乾隆二十三年，成员21人，“各出贵子谷二桶”，后“创置田租十九担一箩”，分7班轮流办祭。[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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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世祖墓春秋“烝尝会”（文会），创始于雍正八年，成员26人，“以历年贵子（谷）积置”田租20担，“后将田租改置店一间，递年收租钱十五千文，又置典租五十桶”，不分班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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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世祖上街分祠“灯会”，创始于康熙二十年，原有成员7人，“各出谷二桶，交任昌久、士玉二人生放子息，置买田产，为历年元宵设祭、庆灯于祖庙”，后增至14人，分7班轮值。[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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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七世祖慎斋祠“拜图社”，创始年代不明，成员49人，置田租49桶，分7班轮流办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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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慎斋祠“尚义社”，创始于咸丰年间，成员58人，置店三植，“共纳租钱二十千七百文”，又“典租45桶”。每年除支付地基租钱及文武乡试“卷资”四千文外，“冬至前一日祠内致祭，照簿颁胙”[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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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八世祖子侣祠“清明社”（善社），创始年代及成员人数不详，“每届春秋荐本房之血食，喜之者令尚义捐资而惠遍亲疏，赖众力营谋置产”，每年照题捐名次“凭签颁胙”[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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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子侣祠“义仓社”，创始于同治十二年，成员132人，共捐谷近千桶，“岁逢夏季则粜出，秋获则上还”，每年公举“经理”4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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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子侣祠“花灯社”，创始年代不详，成员36人，置有田园收租，分4班轮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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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十一世祖世松“尝田会”，创始于道光三年，成员25人，“约递年各捐谷一桶，有添丁者增贵子谷一桶”，不分班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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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童氏的上述合同式宗族组织，大多是由族内士绅阶层组成的，这可能与依附式宗族的规模较大而功能又不够完备有关。据清初童氏族人的《义起祭始祖序》记载：“自始祖讳十三郎府君历传至纲等，盖十有六世。初合族禴祠，靡不诣坟展拜。嗣族众渐繁，祭始祖者各分班次，班外不与。以故登坟而祭者，止见该班为首之辈，至有绅衿子姓未列班次，毕世不识祖坟何所者。……因聚族同志之绅衿而谋之，约以八月朔各抽分金，以供秋祀，供事者必亲躬祭扫。”其《义起二世祖静斋公烝尝记》亦云：“因念吾家理学名世，开其统者实始自二世静斋公。……后葬于白坑，烝尝不给，岁修祀事惟烝首数十人。其路远雨泞，或不成礼。予辈得与于斯文，可不念厥始欤？众皆日诺，于是敛资办祭。”至于元宵庆灯、六月祭土地、春秋祭“失嗣之宗亲”及资助“文武乡试卷资”、设义仓以平粜等，这些原来都是依附式宗族所应当承担的职能，而在童氏族内却必须由合同式宗族承担。实际上，就连童氏族内的大小祠堂，往往也是按股集资修建的，具有合同式宗族的某些特征。如康熙三十二年重建始祖祠，共募集“元孙”123人捐资，“各出银二两正”[81]；康熙二十二年重建上街分祠，共募集“众子姓”60余人，“各出银三两”[82]；道光七年修建子侣祠，共有“首事、督工”244人[83]。这些曾经为建祠而捐资及担任“首事、督工”的族人，可以按既定份额领取“报功”胙肉，其子孙对此项权利亦可世代相承，甚至可以按份“出顶”。例如，康熙三十二年捐资重建始祖祠的123人中，至民国年间已有22人“出顶”[84]。这就表明，童氏的依附式宗族是不健全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因而合同式宗族也就成为族人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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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附式宗族尚未形成或濒临解体之际，合同式宗族一般是聚居宗族中规模最大的宗族组织，并可代行依附式宗族的某些职能。如瓯宁县璜溪葛氏，自元末定居之后，至清末仍未形成统一的依附式宗族，各种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历来都是由合同式宗族组织举办的。其《一至五世祖公共烝尝条规》记云：“吾祖平心为善，不但不厚积产业以遗子孙，并烝尝亦不自置。后世裔孙念鞠育之功，追报本之思，爰集同人一百一十九名，鸠集祭资购置田塅，以为历年致祭之费。……后起者因亦观感而另集一班。”[85]这些依据股份而组成的祭祖组织，一般都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但有时亦可吸收其他族人参加。葛氏《六世祖佛童公祭序》云：“本祭原系与祖增光，集股而成。其先祖未增集股者，每有向隅之叹。……其先未曾集股、今有志与祭者，每股须充入小洋二十五角，始符公份。”[86]在此情况下，原来的合同式宗族可以不断地得到扩充，并逐步向依附式宗族过渡（详见第四章）。与此相反，有些依附式宗族虽已形成，但由于某些原因而趋于解体，则有可能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建阳县考亭陈氏于元代创立一座坟祠，“更置田山”，招僧住守。至明万历九年，被“刁恶道人”指为官庵，后经陈氏族人呈控，由本县断还，“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在此过程中，祠产的所有权归属已发生变化。如云：“前已公议，出银构讼者，则有收其祭租；未出财力者，永无伊收，各不相干。其中费尽赀资艰辛者，仅有二十九位。而以额例，其祠租苗不拘房次排收，但论此二十九股排收，永为定例。”[87]浦城县占氏原有“元善公墓田”计租50担，后被族人盗卖，乾隆时历经呈控，“断令备价赎回归祭”，而“祠内又无公款，致耽搁五十余载，田悬未赎”。清嘉庆二十一年，“以田未赎回，祭资无出，于是邀集族众四十人，分为仁、义、礼、智、信五班，每班八人，值管一年。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馂余颁胙。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名曰冬至会。立定章程，颁给号簿，行之已七十余年矣”[88]。以上各例表明，在聚居宗族中，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往往具有类似的职能，因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